顺治朝后宫的特征

三、孝庄母子的利益冲突

    在顺治朝后宫，存在着一个以孝庄皇太后居首，由两代蒙古族后妃构成的特权利益群体。

    清朝入关时，崇德五宫后妃内除去早逝的宸妃，其他4位均健在。顺治六年（1649），顺治的嫡母孝端文皇后病逝。顺治亲政后第二年，尊封皇太极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的生母、原西麟趾宫贵妃为懿靖大贵妃，原东衍庆宫淑妃为康惠淑妃。顺治朝后宫举行仪式，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分别坐于孝庄皇太后宝座旁椅；两人的顶珠服饰，可以用皇帝、皇太后、皇后专用的黄色或秋香色，直至顺治十年，这一“特权”方被取消。

    懿靖大贵妃是漠南蒙古阿巴垓部额齐克诺颜之女，康惠淑妃是阿巴垓部博第塞楚祜尔塔布囊之女。嫁与皇太极之前，她俩曾是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妻。顺治年间，除去孝庄和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外，清太宗的妻妾中还有其他人在世，但只有她俩得到尊封，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孝庄皇太后。

    清朝入关时，孝庄皇太后32岁，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与其年龄相仿。因自幼在蒙古草原长大，又在盛京（今沈阳）皇宫生活多年，她们迁居京城后，依然留恋满洲旧制，同早已溶入其血脉的满蒙习俗难舍难分。对于相对陌生的汉族文化，她们本能地心存疑忌，怀有一定抵触心理。据说孝庄“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她期望顺治能够像皇太极那样，仍以蒙古族后妃为主要妻妾。这样做既是从巩固满蒙贵族联盟的统治需要出发，也是为了维系她的家族与清帝的血缘纽带，保证嗣帝继续具有科尔沁部蒙古贵族血统。这一意图得到两位太妃的赞同和支持。

    顺治大婚后，由原崇德五宫部分成员构成的蒙古族后妃群体，又增加了子媳辈新成员。顺治执意废黜第一位皇后，孝庄心有不甘。仅仅八个月后（顺治十一年六月），便将她的侄孙女、多罗贝勒绰尔济之女立为第二位皇后。孝庄还为儿子精心挑选了4位蒙古族妃子。这6位蒙古族后妃均姓博尔济吉特氏，其中有4人是孝庄的娘家戚属：除去第一位、第二位皇后，还有第二位皇后之妹淑惠妃以及满珠习礼之女、孝庄的侄女悼妃。她们与顺治均为姑表亲。另外两位蒙古族妻妾，一位来自漠南蒙古浩齐特部，康熙十二年尊封恭靖妃。其父博罗特，元太祖二十一世孙，崇德二年（1637）归附清朝，顺治七年晋封多罗郡王。另一位来自漠南蒙古阿巴垓部，康熙十二年尊封端顺妃。其父是一等台吉布达西。

    可以看出，孝庄为顺治选择后妃时，首选两位兄弟或侄子之女；次选归附清朝较早，同为博尔济吉特氏的漠南蒙古王公之女。依照孝庄的设想，顺治的蒙古族后妃绝非仅此6人。但顺治却对这种做法大为反感。

    清朝入关后，7岁的顺治住进紫禁城皇宫，遂与孝庄分宫而居，母子数月方得一见。当时，清宫内仍有不少明朝留下的内侍。他们照料皇帝的生活起居，在朝夕相伴中，给予这位幼年皇帝初步的汉文化启蒙教育。顺治长大后回忆，明崇祯朝司礼太监曹化淳曾辅导他读书。这位内侍是河北省武清县人。顺治时常模仿他讲话时的口音，所以也讲一口“侉话”。

    顺治亲政时，汉文水平不高，“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于是发奋苦读，以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为主，涉猎广泛，曾因劳累过度而咯血。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他对汉文化愈益喜爱，“专厌胡俗，慕效华制”。据时人记载，“上尝服翼善冠、衮袍。临镜问诸阉，各称善，上亦称善。又改满帽。临镜讫，即手掷满饰于地。居常广袖皂靴，从汉制焉。”

    顺治亲政、大婚后，与孝庄等老一辈满洲贵族之间对于满汉文化、满蒙习俗的认识分歧日渐凸显。在后宫，围绕后妃人选和皇嗣人选，逐步出现孝庄母子的利益之争。

    顺治有二分之一的蒙古族血统，却极力疏远、排斥孝庄为其选中的蒙古族后妃。他废黜第一位皇后，又欲废黜第二位皇后，以董鄂妃取而代之，为孝庄所制止。他共有14个子女，但6位蒙古族后妃备受冷落，无一人生育。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氏生子，排行第四子。顺治称其为“朕第一子”，特颁诏天下。他试图打破已保持十余年，以孝庄为首的两代蒙古族后妃一统后宫之格局，这就势必加重母子之间的矛盾。

    顺治十四年、十五年之交，顺治下令废除清帝（后金汗）于元旦亲诣堂子行礼的满洲旧制；命将包括太庙牌匾在内所有坛庙门上匾额，停书蒙古字，只书满字和汉字；拟对来朝蒙古王公减少赏赐。这些举措对满蒙关系产生了影响，也使孝庄等老一辈满蒙贵族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同时，也为皇贵妃董鄂氏同以蒙古族后妃为中坚的后宫成员相处进一步制造了障碍。

    在孝庄母子的矛盾中，被动卷入的董鄂妃率先成为牺牲品。她采取种种委曲求全的做法，甚至以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但仍难以换得孝庄等人的理解，无法改变自己在后宫的尴尬处境，更无法缓和皇帝与皇太后的利益之争。十五年正月，董鄂妃之子卒。十七年八月，董鄂妃病逝（追封皇后）。顺治为此痛不欲生，一度竟有出家之念。十八年正月，他出天花病逝。临终前，同意孝庄等人主张，以年仅8岁的第三子玄烨为继承人，是为康熙帝。

    顺治死后，清廷公布的遗诏历数其14条重大失误，如“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等等。顺治去世前染患痘疹，高烧不退，精神恍惚。这些自责之辞不可能是他本人所言，而是体现出孝庄等人对他的评价。一位死去的皇帝受到如此评价，而且主要出自其生母之意，此亦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仅见。

四、早婚早育子女多早夭

    顺治病逝时，不满23周岁，以寿命论，在清朝十二帝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居同治帝（19岁病逝）之上。可是，他有后妃32人，人数之多在清帝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在位61年、享年69岁的康熙帝（后妃55人）和在位60年、享年89岁的乾隆帝（后妃41人）。

    顺治从大婚到去世，计9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先后与妻妾生育皇女6人，皇子8人。此外，还有养女3人。清朝皇子平均寿命32.60岁。顺治皇子的平均寿命25.75岁。8位皇子中，有4人在8岁以前早卒。清朝皇女平均寿命22.87岁。顺治皇女的平均寿命10.17岁。6位皇女中，只有庶妃杨氏所生第二女长成下嫁，受封和硕恭愨长公主。其他5人在8岁以前早卒。

    顺治早婚早育。他的14个子女，全部出生在10年（顺治八年14岁至十八年24岁）之内；其中6个女儿，出生在5年（顺治九年15岁至十四年20岁）之内。

    我们将清朝前期8位皇帝分做四组，即第一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第二组顺治与康熙父子，第三组雍正与乾隆父子，第四组嘉庆帝与道光帝父子。如果以顺治的生育情况为参照，将四对父子首次生育后十年内的生育状况及其子女存活率做一对比，便可看出：四组中，只有第二组（顺治、康熙帝父子）首次生育年龄最低（均为14岁），平均每年生育次数最高（分别为1.4次、1.5次），子女存活率最低（分别为36%，33%）。

    努尔哈赤、皇太极、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是在步入青年（17岁）以后，方有生育行为，子女成活率相对较高。他们所处环境各有不同，却有一点相一致：在首次生育后的10年内，6人尚未即帝（汗）位（乾隆帝略有不同），其生育行为都相对比较节制。顺治、康熙父子虽是少年，已在帝位，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宗室（如摄政王多尔衮）、权臣（如辅臣鳌拜）均已无存。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宫女、太监陪伴身边的宫廷氛围，为他们过早的生育行为提供了便利，结果也导致所育子女成活率很低。

五、几点思考

    去世前一年，众臣奏请为其画像，遭到顺治拒绝。他说：“今边烽未熄，四海疮痍未起。朕无德而功不逮，生民如此，乃写形传世，徒贻臣民羞，故不欲也。”总体来说，顺治具有忧患意识，励精图志治理国家。但是，他的后宫生活是个悲剧，并因此缩短了他的生命历程，使他无法大展宏图。缺少一位封建君主在治家中应具备的能力、策略和心胸，没有处理好后宫成员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是主要原因。

    入关初期，老一代满洲贵族与入关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分歧，实所难免。不过在巩固、加强清朝统治上，孝庄母子具有最大的共同利益。顺治亲政后，基本遵循并发展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大政方针。继续施行改善满汉关系的政策，在“首崇满洲”的前提下，给予汉官一些权力，以期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扩大统治基础，完成统一大业。对于体现满洲文化特质的语言文字、骑射、服饰、发型诸方面，顺治从未有过异议。在为后人所诟病的圈地、薙发易服、严惩逃人等重大举措上，他态度坚决，从无动摇。

    顺治大婚后，孝庄仍竭力违护自崇德年间形成的蒙古族后妃在后宫的特殊地位，显然有一定保守性。顺治试图纠偏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他的举措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激化了他与孝庄的矛盾。尽管看不惯孝庄的某些做法，但他以已婚之妇为妻、允许皇后离异返乡等行为，同样体现出满洲传统价值取向。他对董鄂妃怀有真情，却不能以理智驾驭情感，没有站在促进后宫和谐稳定、维护满蒙联盟、巩固清朝统治的角度，处理同众妻妾的关系。他的宠爱反而将董鄂妃置于利益冲突的火山口上，使其备受煎熬，以致断送性命。他本人也因难以承受失去董鄂妃的残酷现实，英年早逝。

    顺治病逝时，众多妻妾正当年少。清制，嗣帝与太妃、太嫔“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康熙八岁即位后，这些成为前朝宫眷的少女，便从东西六宫迁至由太后、太妃居住的深宫内，在那里度过漫长的余生。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后宫制度下，无数弱女子被吞噬青春的缩影。

    对于封建帝王而言，治家与治国密不可分。顺治既未处理好与孝庄及两代后宫成员的关系，也势必难以将满洲贵族、两黄旗重臣团结在自己周围，成为他的倚靠力量。他与孝庄的矛盾日渐尖锐，同老一辈满蒙贵族的关系日趋紧张，当他行使皇权时，不能得到孝庄等人的支持，甚至受到一定牵掣。他病逝前两个月，命为随同崇祯帝赴死的太监王承恩立碑。碑文称：“庄烈悯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顺治对明朝末帝的理解和认同，折射出他内心的焦虑、痛苦和无奈。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本文前半部分见本报11月2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