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典，怎么评

    日前，经过严苛的评选程序，第二届“思勉原创奖”在华东师范大学颁出，李泽厚《哲学纲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以及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获此殊荣。

    作为两年一次的奖项，2011年，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思勉先生命名的“思勉原创奖”，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始面向全国组织评选。第一届时，田余庆、项楚、裘锡圭、杨国荣的作品获奖。两年间，这一面向文史哲学科的奖项，以其创新的评价机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关于人文经典的评价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在新的时代，人文经典该如何审视？人文经典的源泉何在？出路又何在？

所谓经典，既要“新”，也讲“旧”

    “顾名思义，人文经典应指在思想、文学或学术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赢得了尊重与推崇，或者影响了后人的思想观念，或者构成了继续创作的典范。”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人文经典”。他说，具体到历史学范畴的经典而论，所谓的经典，至少应该是提出了新论题、采用了新方法或发掘出了新的史实，而且相对于所处的时代，又充分展示出治学的功力与技艺。

    阎步克举例说，顾颉刚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解读三皇五帝，郭沫若则引入唯物史观，用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解释古史，把战国社会巨变归因为铁工具的使用，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他们的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遇到了种种不同意见，但其创新性无可厚非。再往前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阐述了古代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其《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阐述了古代政治形态进化的宏观历程，以上种种均有开创之功，当然都应视为经典。

    关于人文经典，学者们不约而同强调了“新”的标准。“利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创立新学问，是学术创新的源泉。这个学术创新的源泉也可以说是我们人文经典产生的源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张涌泉说。

    但是求新谈何容易，阎步克坦言，一个人能有多大学术成就，跟他在学术史上处于什么阶段实际上也有关系。“我之前所列举的诸位先生，他们处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开端之处，往前走一步，其创新性就是百分之百。到了我研究历史之时，现代史学已获得了一百年的长足进步，如果我往前走一步，‘创新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尽管如此，阎步克仍强调新有新的办法，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新工具固然能带来新作品，老工具同样也能取得新成绩。“拿历史学来说，它就是一座巍峨大厦。它包括已经成为过去的一切事情的总和，在各个层面、各个局部上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论题。从微观上说是一个人的命运，从宏观上说是社会进化的动因与线索，无论微观宏观，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论题、每一种方法路数，都可能出现经典。”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文国则提醒说，学者应该思考原创和经典的关系。他认为，原创是建立在经典之上的，是踩在前人肩膀上往前走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创新的前提，某种程度上是守旧。

    “如今，我们对人文经典的评价往往是一种减法运算。作为人文经典，应该看到的是它对于社会构建所提出的一个论证工具、一种分析理论框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牟发松说。

学术进步，时间积淀，都不能少

    经典是创造出来的，也是评价出来的。什么样的经典能在时间的淘洗下沉淀下来？

    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作为科学的结论，是有客观标准的，可以验证可以重复。但对于一个历史人文著作的评价，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文学与科学是并列的，科学是从外面长进来的，文学是从心里面长出来的。”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对于人文经典而言，由于受众及评判标准的不一，很难定义标准和验证。而经典的评价时代，它的时代性或者变化性，也不得不加以考虑。钱乘旦强调，要用时代和历史的眼光评价学术作品。

    阎步克认为，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典的评价标准应有不同。对这一点，一百年前梁启超已有很好的阐述。梁启超借助佛教“一切流转相”的生、住、异、灭四期，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分为四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启蒙期的经典贵在拓荒和建构，全盛期的经典则以充实精密见长。学术经典因理论的进化而发生新陈代谢，或许不再成为社会热门，但这不等于学术经典销声匿迹，它们所带来的学术进步，其实是悄悄地积淀下来的。

    罗宗强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今年获“思勉原创奖”，而这是一部写于30年前的作品，至今评奖的专家们仍肯定其有鲜活的价值。“能否成为人文经典，时间的沉淀是必须的。”葛剑雄说。

成就人文经典，路该怎么走

    面对人文经典评价的复杂性和时代性，“好”的评价显得格外重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直言，文史哲学科是最不容易形成公认范式的，最容易出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况。而在评价标准不清晰、不确定、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情况下，高质量的评价程序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思勉原创奖”起源于华东师范大学面向校内设立的“人文社科原创奖”，自2011年起面向全国，在人文社科范围内设立该奖项。去年“思勉原创奖”被教育部认定为人文社科省部级奖项。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告诉记者，“思勉原创奖”评审尽力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坚持全过程实名制评审。第二届“思勉原创奖”，首先从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员等专家名单中邀请21位文史哲著名专家，推荐21部作品，并撰写推荐意见；随后，每项参评作品由全国范围内随机邀请的100名同学科学者实名填写问卷，调查该成果在同行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此外，还对参评作品进行了通讯评审，由5位同学科专家分别审读并给出独立评判，反映该成果在专家心目中的创新程度。最后是会议评审，由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学者组成评审专家团，在参考之前推荐专家意见、同行学者问卷测评结果，及通讯评审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审读原著，并独立评判给分，按照得分高低排名产生获奖提名作品，再经评审委员会实名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得票率的作品，经公示无异议后，方正式成为获奖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许红珍见证了“思勉原创奖”的诞生。令她和同事们欣慰的是，尽管评奖前后事务繁杂，但自首届评奖以来，没有接到任何投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然而，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疑问浮出水面：如何避免成为学术小圈子和学霸“垄断”的奖项？是否要引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提升公众关注度？

    学术共同体不能沦为“学霸”的小圈子，评奖也不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顾红亮说，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需要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在学术界培育更多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学术共同体。“思勉原创奖”的努力，也是希望能够为学术共同体的生长创造一定的氛围。“我们希望，一次评奖的过程，既是一次对学术创新的有力张扬，也是一次极好的学术传播的过程。”顾红亮说。

    据了解，目前“思勉原创奖”一方面希望能够扩大评审的专家队伍，一方面也在考虑引入网络投票，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纳入社会大众的评判选择，让更多的学术经典能够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打破人文经典与读者之间的“隔膜”。不过如何设计参与规则，确保评价的“含金量”，组织者还在征求多方意见。就拿网络评选是否该引入这一条改进措施来说，有很多学者积极支持，另一些学者则有所保留。“这事有点挠头，互联网时代，学术如果与网络绝缘，几近自寻死路。如果投身网络，万一迷失原有的所持，又该怎么办？”一位学者告诉记者。（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本报通讯员 张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