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入口梳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病,结论都可以在GDP问题上殊途同归,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不受约束和缺乏制衡,则实际上为GDP冲动提供了载体。
12月10日媒体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对于“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已离任的也要追责。
就在这条新闻之下,同日《新京报》的一篇名为“GDP害死人:湖北副省长落马后老领导如是说”的深度报道,为这个新规作了故事性的解读。文中,“待人和善”、“能干事”的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仅用4年时间就将宜昌的GDP翻了一番。但这并没有使宜昌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而因盲目投资而出现了“三峡全通”这样的烂尾大项目。故而,文中的一位老领导长叹“GDP害死人”。
这类警示早就有,但无奈GDP已经成了一些地方主政者的荷尔蒙。一到地方政府换届,必有地方借债潮,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而基建举债则是高潮中的主角。在今年1月《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中,“地方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投资出现大面积亏损”的现象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大力推进铁路公路建设”的事实同时出现,非要在“一级二级公路就可满足需要”的山区建高速公路的怪事比比皆是。很明显,这是为了拉高GDP而进行的盲目投资,背后可见地方官的政绩冲动。
GDP崇拜肯定要为社会发展的误区负总责。无论从哪个入口梳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病,结论都可以在GDP问题上殊途同归,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不受约束和缺乏制衡,则实际上为GDP冲动提供了载体。不受约束的权力,使得地方官员能顺利地将地方发展思路调整到符合个人意志的状态,也使得GDP成果能够顺利兑现为个人政绩。
郭有明上马“三峡全通”的过程就是佐证。决策阶段,“二期、三期工程开工时,有市领导就开始私下议论,认为公司扩张过于盲目,非常危险”,“此后市里就没再开会讨论过三峡全通的发展,关于这个公司的事情,郭有明一个人全盘负责”;项目操作时,“郭有明经常带着各部门在三峡全通现场办公;各银行也被频繁召集开会,被要求为三峡全通放贷”。“没再开会讨论”,意味着开会只是形式,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为领导的个人意志服务。这其中看不到任何科学决策、集体领导,如果公共赋权可以如此随意地使用,所谓地方发展的蓝图就会异化为主政官员的涂鸦。
“以GDP论英雄”的官员考核标准一定要改,但与此同时,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也亟待建立。只要是一个人说了算,就势必会有中组部通知所说的“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没有了程序正义,无论以什么论英雄,公权都能被拿来遂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