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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文化体制改革十年回首

    ——就《文化强国之路》一书专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作者:吴 娜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0日 09版)
    黄书元近照 资料照片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李长春同志《文化强国之路》这本书的出版背景。

     

        黄书元:据该书编辑组同志介绍,2012年9月26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全面总结了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成果。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文化体制改革使我国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推进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向长春同志建议,将他十年间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编辑出版。

     

        与会同志的建议与人民出版社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一家以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为重要任务的文化单位,我们对十年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感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文稿意义重大,我们也主动向长春同志办公室表明了出版意向。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启动了文稿的编选工作。

     

        记者:总体来看,这本书有什么特色,在当下推出有何意义?

     

        黄书元:文化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成效显著。这本书真实记录了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反映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增强的进程。书的最大特色就是改革贯穿始终。

     

        这本书在当下推出,一方面,是按照编辑校对、出版发行等正常流程进行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改革,而这本书全面总结了过去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十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领域,还是出版领域,我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化氛围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都亲身感受到了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新的部署,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还处于正在进行时。这部著作阐述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可看作是文化界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推手和助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记者:全书以8个专题的形式,系统体现了李长春同志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和实践。这种编排方式是如何考虑的?

     

        黄书元:领导人著作的编选采取编年体的较多,即按照时间先后安排文稿的顺序。而本书采取的则是专题形式,划分了8个专题。

     

        第一个专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主要阐述过去十年间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决策部署,展现这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面貌和主要工作;第二个专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则体现了解放思想是各项工作的先导这个理念;其余各专题则集中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各个具体方面。

     

        这八个专题既各有侧重,又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不仅宏观展现出过去十年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全局,也清晰反映出十年来文化领域各方面主要工作的开展推动;此外,专题的每篇文章都标明了时间、地点和场合,有利于读者查找某一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作者方便广大读者使用的良苦用心。

     

        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一些文章之后都有注释,介绍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工作和取得的成效,也介绍了一些名词术语,有很强的知识性与可读性。

     

        记者: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一名出版人,您见证了过去十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历程,在出版和阅读这本书时有什么独特感受?对书中哪些部分印象深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现在虽仍然保持文化事业单位身份,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也按照中央改革的思路,积极探索机制创新,激发了内部活力。我认为,除了党和政府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之外,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对文化体制改革有关精神和措施的贯彻落实。

     

        就我个人来说,过去更多地是站在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形势、思考问题,很难了解整个文化体制改革是如何一步步推进和在全国逐步展开的。读了这本书,我既看到了全貌,又感受到了细节,体会到长春同志在推进改革时考虑得非常稳妥,实施得很有力度。

     

        如在对改革进行部署之后,十年来长春同志不断深入基层调研。阅读时有这样一个吸引我的亮点。书中第214页,有一张长春同志在海拔4700米的西藏当雄县达布村调研时,亲自走进藏民帐篷去调试电视效果的照片。他当时是想了解电视是否能覆盖到那么高的高原地区,这也是他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他也快70岁了吧,这真的让我很感动。

     

        此外,这本书的语言非常生动,比如引用“猫论”来说明传统体制下一些文艺院团不断萎缩的现象,“猫的天性本来是抓老鼠,可是主人好心,总是拿鱼喂它,本意是鼓励它更好地抓老鼠,可是后来猫认为享受主人喂的鱼才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下去,最后就根本不会抓老鼠了。”

     

        在阐述走向市场的重要性时则举例:“常香玉的香玉剧社就是靠没白天没黑夜地演出,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现在的许多剧团连飞机票都买不起。这就是走向市场与不走向市场的最大区别。”

     

        总而言之,我亲身见证了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感受到全国众多文化单位通过改革不断发展的繁荣景象。(本报记者 吴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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