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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文事聚焦·问诊报告文学创作⑧

    一个种庄稼 一个植树木

    ——也谈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异同

    作者:赵 瑜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0日 14版)

        我接触不少的记者朋友,有写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奋。他们在撰写报告文学之前,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但真正写起来却发现两者颇有一些不同。由此我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写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0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刊发了李朝全先生的《新闻记者参与报告文学创作的空间》,谈及了两者的异同,我想再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浅见。

     

    探寻真相与实地考察:共同的追求

     

        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最大的相似点就是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的基础上完成写作。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弘扬赞颂真善美,鞭挞批判假丑恶,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的探究,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几乎没有区别。

     

        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探寻真相是共同的追求。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新闻记者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记者和作家也强调实地考察。而且,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也都把这类文章当作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

     

    土特产与舶来品:历史渊源的不同

     

        但是,这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的不同。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植树,培育木材供人建造。他们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从历史上看两者就不是一回事。中国文字诞生3000多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则可以追到太史公那里。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与今天的“口述实录体”有点类似。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还是照搬现实生活。

     

        而中国近代新闻业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

     

        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发达,报告文学也不断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业界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作好新闻准备。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新闻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就新闻性而言,报告文学呈现劣势。

     

    职务使命与个性追求:现实使命的不同

     

        在现实使命上,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记者单位的安排,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自家媒体上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提倡自我体验和独立思考。即使是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

     

        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业务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只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从事实行为到思想履历,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质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职务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强调追求个性、书写作家情怀。就创作深度而言,报告文学呈现优势。

     

    突进与沉潜:采访方式的不同

     

        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方式却有不小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记者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通讯报道先天需要“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可能就被又一档新闻覆盖。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

     

        而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的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两次就匆匆动笔。好的作家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写作中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加以总结。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坚守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作品。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注重过程而不重结果。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放大了的新闻”与“文学报告”:立意与构思的不同

     

        通讯报道的写作必须在短期内交稿。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还是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一般来说,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深层内涵,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对错都不是关键。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有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丰厚。但作者和盘托出的是一堆芜杂素材,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之立意,放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放大了的新闻”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则是“文学的报告”。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遵循文艺作品的标准。不少的作品就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陌生化与通常化:语言运用的不同

     

        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说法,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又丰富不少。

     

        可以肯定的是,从记者出身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到底要比别人容易许多。中国报告文学队伍有些老化,需要大批年轻人的加盟。如果注意了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本质区别,许多优秀记者都可能进入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行列。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报告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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