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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不少的记者朋友，有写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奋。他们在撰写报告文学之前，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但真正写起来却发现两者颇有一些不同。由此我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写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0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刊发了李朝全先生的《新闻记者参与报告文学创作的空间》，谈及了两者的异同，我想再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浅见。
探寻真相与实地考察：共同的追求
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最大的相似点就是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的基础上完成写作。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弘扬赞颂真善美，鞭挞批判假丑恶，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的探究，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几乎没有区别。
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探寻真相是共同的追求。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新闻记者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记者和作家也强调实地考察。而且，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也都把这类文章当作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
土特产与舶来品：历史渊源的不同
但是，这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的不同。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植树，培育木材供人建造。他们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从历史上看两者就不是一回事。中国文字诞生3000多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则可以追到太史公那里。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与今天的“口述实录体”有点类似。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还是照搬现实生活。
而中国近代新闻业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
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发达，报告文学也不断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业界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作好新闻准备。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新闻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就新闻性而言，报告文学呈现劣势。
职务使命与个性追求：现实使命的不同
在现实使命上，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记者单位的安排，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自家媒体上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提倡自我体验和独立思考。即使是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
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业务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只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从事实行为到思想履历，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质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职务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强调追求个性、书写作家情怀。就创作深度而言，报告文学呈现优势。
突进与沉潜：采访方式的不同
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方式却有不小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记者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通讯报道先天需要“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可能就被又一档新闻覆盖。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
而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的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两次就匆匆动笔。好的作家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写作中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加以总结。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坚守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作品。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注重过程而不重结果。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放大了的新闻”与“文学报告”：立意与构思的不同
通讯报道的写作必须在短期内交稿。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还是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一般来说，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深层内涵，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对错都不是关键。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有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丰厚。但作者和盘托出的是一堆芜杂素材，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之立意，放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放大了的新闻”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则是“文学的报告”。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遵循文艺作品的标准。不少的作品就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陌生化与通常化：语言运用的不同
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说法，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又丰富不少。
可以肯定的是，从记者出身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到底要比别人容易许多。中国报告文学队伍有些老化，需要大批年轻人的加盟。如果注意了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本质区别，许多优秀记者都可能进入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行列。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报告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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