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观点:对于出版人来说,出好书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出好书,才能提升出版品牌,活跃出版事业。好书就像活蹦乱跳的鱼,能给平静的湖水带来无限生机。
从年初的《邓小平时代》《重启改革议程》,到年中的王鼎钧作品系列和《王世襄集》《剑桥中国文学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再到最近的《百年佛缘》《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求索民主政治》,2013这一年,三联书店“活蹦乱跳的鱼”很多,我虽因此而忙碌、辛苦,但也因此而感到自豪与快乐。
好书的社会效益,自不必说,好书的经济效益,也不容忽视。拿《邓小平时代》来说,一方面,这部书被誉为推动深化改革的力作,深受读者好评,作者傅高义先生获得了“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两项大奖;另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现在已经印刷了80多万册,码洋有8000多万元。要知道,2008年全年三联书店的图书生产、发行码洋才只有1亿元。2013年,我们的图书生产、发行达到了3亿元码洋,比2012年增加1亿元,是2008年的三倍。可以说,三联书店在体量上从原来的一个三联变成了三个三联。
出版生产力的释放离不开改革。这一年,我们与上海三联、香港三联合作成立的三联国际公司步入正轨。5月,新创办的《新知》杂志推出了试刊号,这本杂志与《读书》《三联生活周刊》一起,成为三联书店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两个月之后,生活书店恢复成立,邹韬奋先生当年提出的“生活精神”——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有了更加直接的现实载体。我们希望生活书店能向大众出版靠拢,在读者身边做“人生向导,生活伴侣”。还不到半年的时间,生活书店就策划了100多个选题,出版了《舌尖上的台湾小吃》等图书,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联书店不出版教材,也没有国家定点采购产品,每一种三联版图书都必须直面市场,直接接受读者的检验,但我们一直坚守着“一流、新锐”的出版标准。改革固然重要,但无论怎么改革,我始终把出好书放在首位。
这一年,我常常走进我们经营的三联韬奋书店,看到还有那么多读者愿意站在书架旁、坐在楼梯上选书、读书,我很欣慰。读者懂书、爱书,书店只有创造更加舒适的购书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回报读者、留住读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樊希安) (本报记者 杜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