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想象与中国形象

    全球化时代，构筑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力量不可忽视。

    长久以来，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被老子、孔子、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建构出来的。那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时期的古典中国形象。诗礼传家、温柔敦厚、超然淡泊、亲近自然的古典中国的文化魅力曾经泽被四方，饮誉世界。但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大举入侵，古典中国土崩瓦解，文化自信心也被现实的生存危机一同击溃，大部分中国作家随之失去了建构中国形象的自觉、信心和能力。

    到了五四时期，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等大力引进“民主”和“科学”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陈腐因素加以批判，激活传统的创造性因子，从而昭示了振奋人心的新文化冲击下的现代中国形象。在这个阶段，现代与传统、新与旧、西方与东方等因素互相激荡、相克相生，因之现代中国形象不再如古典中国形象那样单纯、雅致，而是黑白混杂、斑驳陆离。譬如鲁迅作品对国民性批判就相当彻底、激烈，呈现的国家形象具有阴郁、绝望、轮回的特点。但鲁迅批判精神的存在本身，就面向世人建构出了现代中国蓬勃向上、反抗绝望、不断超越的昂扬形象。能够塑造出阿Q形象的作家本身就不大可能是阿Q，而一个能够反思阿Q精神负面性的民族，就是一个开始超越阿Q的大有作为的现代民族。正是鲁迅的这种精神不断地孕育着随后的现代作家。像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就呈现了青春有为的年轻一代是如何摆脱传统的沉重负担走向自我解放的，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生命三部曲”就展现了那些富有生命强力的中国人是如何为自由、为幸福、为尊严而奋斗的，老舍、张爱玲等则在都市民间中发现了中国人绵绵不绝的生命力，而废名、沈从文等则在乡村民间中发现了传统中国的优雅魅力。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现代中国形象开始渐渐确立，并赢得了认同和尊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中华民族勇敢地走向了新的征途。于是，像《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红色经典”，开始建构了积极向上、慷慨激昂的红色中国形象。这个形象，对于许多和我国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或者支持我国道路选择的国家而言，还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但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言，他们和“红色文学”建构出来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心理距离。他们认同的还是古典中国形象，最多延及鲁迅、沈从文等人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

    改革开放后，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和建设，用了30余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生活获得改善，中华民族再次焕发出创造活力。随着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文化自信心、文化自觉意识也随之上升。与之相伴的是，当代中国作家也一直在努力地建构当代中国形象，并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标志。

    也许有人会指责莫言作品过多渲染了现代中国的苦难，把当代中国形象塑造得太过悲观。其实，这是对莫言的误解。要知道，莫言自然是关注历史苦难的，但他更关注的是中国人如何熬过苦难、超越苦难的。像《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戴凤莲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时日里，让生命绽放出多么璀璨的光彩；《丰乳肥臀》中，无论历史怎样风云变幻，上官鲁氏总是像一具大母神一样稳稳地矗立在高密东北乡；而《檀香刑》中像孙丙这样的民间英雄洋溢着怎样的血性和豪气！这才是莫言的精神所在，也是他笔下的当代中国形象的核心精神所在。

    余华的小说在海外世界也颇受欢迎，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也塑造了那些或以巨大忍耐力或以民间幽默的方式化解生存苦难的底层中国人形象，展示当代中国形象诱人的道德景观。至于苏童，在《妻妾成群》《碧奴》等小说中，让现代与传统相撞击，对于国外读者而言，建构了既有异域风情又具有人性深度的当代中国形象。当然，还有铁凝、迟子建、残雪、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格非、李锐、李洱、阎连科、刘震云、王安忆等一大批富有实力的当代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以自己的努力丰富着当代中国形象。

    不过，相对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而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还是不能与之媲美。当代中国作家建构出来的当代中国形象，没有达到古典中国形象那样的高度，甚至与鲁迅、沈从文等人建构出来的现代中国形象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就建构当代中国形象而言，当代中国作家必须再次加深人性的深度探索。文学毕竟是人学，是探索人性的。而古今中外的人性，说到底差别不大。要想获得世界他国人民的真正认同，当代中国作家就必须抛弃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理性，那种就事论事、过于形而下的文学想象，要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不断地追问人性的本质、生存的终极目的、灵魂的最终归宿、文明的终极出路等全人类性的大问题。人性探索的高度和深度，决定了文学的高度和深度。而唯有具备高度和深度的文学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畛域，打通人心的壁垒，也才能让当代中国形象深入人心。

    当代中国作家还要具有真正的责任担当意识。当今世界日益被消费文化、现代科技文明所主宰，精神日趋低迷，当代中国作家有必要再次高扬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担当意识，让文学能够给予迷失中的现代人带去精神的曙色。就像莫言所说：“文学重要的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创伤，而且能够疗伤。”当中国作家的作品能够给人“疗伤”时，就像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样，他们建构的中国形象才能真正被广泛接受。

    另外，当代中国作家还要具有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中国作家一度在大开放的环境中迷失了自己，以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能是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而世界上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对本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能够把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创造性地转化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同质化大潮中向世界提供一种既普遍又独特的精神、文化给养。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