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

    “我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仔细看了几遍，没有看到‘文化产业’四个字，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有些迷惘和担心。后来看到决定全文后，豁然开朗，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充满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谈起了三中全会后的“心理波动”。

    像章建刚一样，许多文化产业界人士都有这样的心理变化。大家认为，2万多字的决定全文，虽然谈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容只有1000多字，但分量很重，把文化纳入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可谓“字字珠玑”、“针针见血”。

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

    决定 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

    “我们公司从2001年成立到现在投资了180多家企业，和文化相关的有30多家。分析这30家的构成，大多集中在新媒体和新兴经济领域，传统的广电出版等企业只有五六个。”君联资本投资总监邵振兴透露，在资本进入传统文化产业领域时，尤其是要和国有文化企业打交道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有地域和行政的分割，有主管机构的分割。

    “文化产业并购中，民营文化企业并购十分活跃，而国有文化企业相对滞后。”据新元文智投资公司总经理刘德良统计，2012年度文化产业共有96个并购案例，涉及国有文化企业的却只有15起，“国有文化企业并购进展较为缓慢，与国有文化产业在产业中的规模和地位十分不相称，另一方面也表明国有文化企业在并购整合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

    如何激发国有文化企业的活力？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认为有两个实现途径，一方面，从中央层面要加快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理顺机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在这方面北京就为全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实现跨行业、跨地域、跨所有制，还有跨媒介的资源组合，在全方位、大范围内配置资源。

    “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观念应有变化，不再纠结于文化的特殊性，不能让意识形态成为不开放、不发展、不改革的借口和挡箭牌。”北京京都文化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王长利说，文化的内容标准和市场要求并不冲突，“叫好”和“叫座”也并不矛盾。无论是国内外演出，场次和票房当然不是判断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但肯定是重要的标准，因为代表着人民群众在市场上的投票选择，所以，话语权和主导权取决于市场份额的大小。

    “从特殊管理股制度，到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从混业经营，到公司制、股份制改造，这些新的提法，是下一步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洪生认为，这些新的改革，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也是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的制度安排。

对民营文化企业敞开大门

    决定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

    “我看三中全会决定，不是咬文嚼字看文件，而是从字里行间看大势，对民营企业来说，做文化产业的限制更少了，发展条件更宽松了，机会更多了。”实景山水演出的创始人梅帅元从国有院团“下海”后，在市场上“游”得很辛苦，但也很有成果，在全国已推出13台演出，每年演出3000场，观众达350万人，“我们企业的规模做大了，看着一些国有文艺院团不景气，好的人才发挥不出作用，很心痛，很想把这些资源盘活，但在操作中困难重重，一个也没谈成”，梅帅元从全会的决定中看到了希望，他认为，“企业可以顺势而为，可以放大手脚去做重组并购了。”

    “三中全会彻底打破了对民营文化企业的歧视和不信任。”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总裁陈建平在为电视台制作节目中常常能感受到“弹簧门”和“玻璃门”的存在，公司辛苦原创的节目得不到应有的产权和版权的尊重。他注意到三中全会中强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这些话句句有力，是对民营企业地位的最高肯定，也是民营企业权益的合法保障。”

    “不应‘血统论’，而要是‘表现论’。”一位主管部门领导在调研怎样支持文化企业时曾形象地说，“不能因为是国有企业这个身份而扶持，而要看是否为群众创造了好的文化产品，是否有好的市场前景，才决定是否扶持。要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一视同仁。”

    民营文化企业已经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主力军”。以北京为例，去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其中80%由民营企业创造，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员、纳税、利润都占80%以上。近日，北京市文资办率先行动，举办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文化企业高级人才研修班，专门对50位民营文化企业负责人进行培训，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我做文化企业15年，是第一次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系统学习了三中全会精神，加强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亲身感受到政府职能在转变。”制作了《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优质记录片的北京三多堂传媒公司总经理高晓蒙很珍惜学习机会，“有了政府的阳光雨露，民营企业会更有社会责任感，努力创作好的产品，回馈社会。”

    “就连公共文化服务，民营企业也有机会进入。”北京安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黎明认为，决定提出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将使公共服务更有效率。

盯紧市场的指挥棒

    决定 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市场的大门打开了，市场的机会多了，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抓住机会。”在多年的文化产业实践中，北京国门和众创意文化公司董事长郑文军体会到，“要把创意变成生意，把智慧变成实惠，需要专业化的团队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才能驾驭市场。”

    “不钻研市场、不分析用户，赢利模式也不清楚，必然没有消费群体，也没有市场空间，更不能可持续发展。”洲际联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颜建国不讳言有许多失败的教训要分享，“文化产业要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紧盯市场的指挥棒，在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

    “虽然文化产品是影响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珠产品，但文化产业也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北京春腾网络科技公司董事长姬连强发现，不少文化企业也都希望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都希望跟上新媒体的发展，但他认为绝不能简单地嫁接，而要真正去研究新媒体的特点，研究新业态和新市场的规律，才能赢得新的发展。

    “文化企业是不是轻资产公司？如果按传统工矿企业的标准来看，是轻资产；但按文化产业的特点和规律来看，品牌、版权等无形资产就是重资产，就是文化企业的立身之本。”北京万豪天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雷认为，全社会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让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本报记者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