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好古籍的“基本书”

    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的91种图书，集中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中国优秀学术文化传统的继承。同时，作为同类作品中的最佳整理本，入选图书堪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成就的集中展现。

    在新中国出版业的各类专业出版领域中，古籍出版所受到的党和国家的关心重视、规划指导、资金支持，是其他任何领域都不能相比的，古籍出版也因此获得了半个多世纪不间断的发展。

    古籍小组自1958年成立，当年6月，由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小组分头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其中文学3383种，历史2095种，哲学1313种，合计6791种，是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古籍整理计划。1960年10月，调整后的《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完成，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参考书两个部分，列入古籍选题500种。入选首批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永乐大典》《古本戏曲丛刊》等，就是第一次规划后的产物。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次年古籍小组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规划项目3119种。入选首批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的《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吐鲁番出土文书》《古逸丛书三编》《大唐西域记》以及一批涵括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大型丛书，都是这次规划的重要成果。此后，古籍小组制定了若干个十年规划，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等重点出版规划，去年又颁布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这些规划的制定，对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整理研究，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持稳定的古籍整理出版专业团队，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为重要的条件。1982年古籍小组恢复工作之后，一批古籍出版社成立并在古籍出版方面异军突起，从最初的不到20家出版社，到今年已经发展到33家，其中包括一些从事古籍出版的综合性社科类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出版队伍稳定并逐渐壮大。改革开放之后，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各地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是古籍整理最基本的作者队伍。上下游两支队伍的协同合作，完成了一批高精尖古籍整理重大原创项目，如首批入选书目中的《全宋诗》《全宋文》《朱子全书》《册府元龟（校订本）》等。

    首批入选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中，中华书局35种（含丛书），丛书子目162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4种（含丛书），子目99种。两家出版社占91种总数的64.8%，占所有353种子目的74.5%。这是对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主业的最好肯定，也是对古籍“基本书”的一个最好的阐释。

    中华书局历来重视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有注重前沿性、独占性、集成性的传统，因此大型古籍整理工程一直是我们的重点方向之一。如入选书目中近些年承担的重大出版项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都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年，我们正式启动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目前《史记》修订本已经出版，还将陆续推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版。除了这些大型重点项目，我们更加重视古籍整理“基本书”的规划和出版，并将之作为一个长期不变的目标。

    古籍整理出版中“基本书”的理念，是在总结过去经验和读者需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基本书”就是学科必备书，就是经典古籍的经典整理本。本次入选的丛书如《十三经清人注疏》《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佛教典籍选刊》等，堪为古籍“基本书”的代表。这些丛书涉及经史子集和传统人文各学科的基本书，以学科基础建设和学科体系完善为目标，真正起到了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形成了具有共识的“中华版”品牌。

    古籍整理出版必须站在专业的制高点上，必须守住专业底线，既要甘于服务学术、服务读者，又要不忘出版应有的引领学术、引导读者的功能。如此，才能守住这份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职责。

    （作者系中华书局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