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强，科普兴

    1978年3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我国科普事业的春天。而我，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科技工作者，见证了这一切。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总在做着两件事情，一是对生命、对客观世界孜孜以求的探索发现，形成科技理论；二是让科技成为人类普遍的智识，并在社会中得到应用。而后者正是科普（科学技术普及）的全部意义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我一直在通信技术领域内从事科技工作，1996年被正式调入中国科协，自此走上了科普事业的道路。这些年，我走过了全国31个省市许多城市、乡村，组织、参与的大大小小科普活动超过200个。我看到，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民众对科普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因科技而受益的同时，也逐渐变成了科普的主体。

    1978年以后，农村逐渐结束了“大锅饭”，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得那时，农民一拿到土地，就铆着劲儿想把粮食种好，想着法儿致富，但是光靠起早贪黑下蛮力却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分布到各地，受到了农民朋友的空前欢迎，学到致富技术成为他们最大的渴望。为了加快推广速度，技术员就在每个地区重点培养农业致富能手，让他们成为农技传播的主力军。那些年，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到1996年就达到了10万个之多。

    我曾两次前往西藏自治区参与科普工作，当地种植技术原始，烧火用牛粪。我们的科普工作者向藏民们推广太阳灶技术，讲授提高青稞产量的方法，将这些新鲜有效的知识口口相传，散播开来。科学普及工作使偏远地区的人民同样尝到了先进科技的甜头。

    在城市里，科普工作也大大活跃起来。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变，人们开始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了需求。上世纪90年代初，沈阳、上海、昆明等全国多个城市的社区纷纷建立各类科普学校，围绕健康、子女教育等话题频繁举行讲座活动，演讲者不只是科技专家，更多的是社区的普通居民。我记得，在宁波的一个社区科普学校里，有一份极其详尽的人事档案，记录着社区居民每个人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专长，有园艺专长的居民每周都为大家讲花卉种植知识，医疗卫生口的居民为邻居们讲个人保健，持续下来，人人都成为社区科普的一分子。

    科技场馆作为科普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现代文明城市应有的标志。我曾参与组织研究中国科技馆以及一些省市科学场馆的建设工作，建成之后，经常看到许多公众特别是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来到科技馆游览学习，令人由衷欣慰。我记得，改革开放以前，全国的各类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不足百座，设施落后、内容匮乏是常态。30多年来，科技场馆进入高速发展期，如今，全国各个城市500平方米以上的科技场馆超过了1000座。

    《科普法》的颁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也是我10多年科普生涯中的重要事件。1999年，我有幸担任我国首部《科普法》起草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这一具有世界开创性意义的法律于2002年正式颁布。它使我国科普工作步入了新的阶段，开始纳入到法制的轨道。

    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出要以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为目标。科学素质，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如今，我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出现了产业化的趋势，通过与声、光、电等新技术的结合创新，一系列相关科普产品不断产生，通过网络、电视、移动传媒等新渠道，各种各样的科普新形式在年轻人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回顾走过的历程，我深深感到，科普事业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脚步发展繁荣的，国家强则科普兴。曾经，提到“科普”这个词，人们只会联想到讲座或是展览。30多年来的科普实践告诉我，科技的普及单纯靠宣传是不够的，只有让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有了切身需要、真正得到好处才能得以实现，并走向自发的传播。这些，都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激发、推动。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科普事业如今的成就。

    当下社会发展对科普事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科学与技术不断实现社会化、大众化的进程中，需要科普工作者加倍努力，共同创造“人人是科普的受益者，人人也都是科普工作者”的局面。（原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徐善衍）（本报记者 胡其峰、杨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