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考察清代诗学文献时,有关清代文学的研究还很少,可以参考的论著有限,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自己去摸索。20多年过去了,清代文学研究的面貌已大为改观,最明显的就是基于地域、家族、性别等视角展开的专题研究日益丰富,积累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极大地充实了相对显得模糊和粗略的清代文学史,使清代文学的版图日益鲜明、丰富起来。尤其是关于北方文学的研究,多有填补空白的成果,非常令人鼓舞。
“今天下之诗,莫盛于河朔”
文学发展到明清之际,北地相比南方已有明显的落差。除了山东之外,北方广大地区的文学创作都无法与江南抗衡。不算京师,河北一带产生具有全国影响的诗派只有永年申涵光开创的“河朔诗派”。当时申涵光与同邑张盖、鸡泽殷岳并称“畿南三才子”“广平三君”,名动朝野。邓汉仪序申涵光诗,甚至说“今天下之诗,莫盛于河朔”,后来王渔洋也有申涵光“称诗广平,开河朔诗派”的说法,足见申涵光及其诗派在北方诗坛独树一帜,并产生影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对申涵光及其文学活动的关注和研究非常之少,河朔诗派的创作也很少进入清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朱则杰《清史诗》没有提到河朔诗派;严迪昌《清诗史》第一编第四章仅在第三节“傅山及秦晋诗群”后以5页半的篇幅附论“河朔诗群”,只能说是简单提一提而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倒是开卷第一章便论述河朔诗派,但终因写作年代所限,今天看来持论略嫌狭隘。无论从哪方面看,河朔诗派都有待于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不仅是河北地域文学的重要课题,也是清代诗歌史不可轻忽的开幕。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因开始研究清初诗学,读过申涵光《聪山集》;更因负责编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清代卷,浏览并遴选了河朔诗派的作品,对这批诗人狂歌痛哭的诗作留下深刻印象。这批作家的生活作风和诗风,在清初似乎很普遍,又似乎很独特。即以申涵光(1620-1677年)而言,生于簪缨之家,却不热衷于科举,“以贵介公子甘为盛世之巢、由”。26岁值明亡,益发专意于诗学,“上下今古,无不穷究”(《聪山诗集》自序)。在精神上认同陶渊明,风格上追慕杜甫,而又博采盛唐大家,崇尚真趣,直摅性情,终得自成一家之言。这从明清之交文学史的角度看具有特别的意义。一则当时诗坛虽鄙弃明代复古派的模拟剿袭之风,希望挣脱明人的窠臼,但却没有新的艺术目标和路径。在这种形势下,申涵光主张学古而得其神,入而能化,所谓“服古既深,直行胸臆,无不与古合”(《屿舫诗序》),就成为王渔洋着眼于深度师古、要从精神上体得唐人真髓的神韵诗学的先声。这一点一直未为研究者所注意。二则申涵光虽反复陈说“直行胸臆”的诗歌主张,但同时也尊崇“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平和中正为旨归,明显看得出其背后世家子弟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这种艺术观念上的两重性在中国古代作家身上很常见,申涵光的诗歌创作正是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的一个范例。他的作品能直面现实,描述易代之际的战乱景象,但并不直斥清朝,多以咏古、拟古的形式曲折地寄托自己的感怀,是以声情颇为平和,与当时以归庄等为代表的悲歌慷慨的遗民诗有很大的差别,也与河朔诗派的其他诗人多有不同。这种个人的复杂性及其所造成的群体差异是值得我们研究清代诗歌流派予以特别注意的。
“河朔诗派的精神遗产”
鉴于申涵光诗文的重要价值长期被忽视的现实,李世琦与邓子平合作,将申涵光现存诗文编为《聪山诗文集》,并作了认真的校勘;同时又将《永年申氏遗书》加以影印,一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给研究清初文史带来很大的便利。现在,李世琦再接再厉,又撰写成30余万字的《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一书,总结了他在整理申氏著述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河朔诗派的心得。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考论细密,对申涵光毕生的学行、创作、交游都作了全面的论述。仅交游方面,我们就看到,举凡顾炎武、傅山、孙奇逢、魏裔介、魏象枢、杨思圣、王士禛、朱彝尊等重要文士,书中都有专节考论其往来之迹,很有参考价值。在创作方面,对张盖等六子的生平和诗歌艺术也一一作了有见识的论述。这是以往的研究所未涉及的新内容,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清代畿辅文学研究也是个推动。在本书最后一章“河朔诗派的精神遗产”中,作者指出:“河朔诗派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河北逐步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中国文人的隐逸情怀,加上雄健朴质的燕赵地方文化,成为河朔诗派诗人的三个精神来源。”由此出发,对河朔诗派的理论纲领、文学理论和创作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所列举的诗派成员多达40余人,令人惊讶。这些论述提醒我们,河朔诗派的确是清初为我们忽略了的一个创作群体,其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读这部著作,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语言活泼,可读性强。本书的论述文字明快畅达,要言不烦,虽章节划分略嫌过细,但一事一议,读来爽豁,也不失为一种有个性的写法。比之饮馔,如精洁小皿,一品入口,意犹未尽,而新品复至,直到终席而不厌。我读这本书,正有这种感觉,看着看着,不觉终卷,不嫌其多,只恨其少。阅读本书,随处可见作者知识积累之深厚,见解之独到,更兼有对河北史地文化的谙熟,不能不说是厚积薄发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