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语言和孩子

    在急剧城市化的中国，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依相存，不可分离，甚至穿越彼此的生活。农民工的语言使用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重视，也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工作者的兴趣。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已经开始从孤立的方言研究转向方言接触的研究，流动人口语言问题已经提上议程。保姆作为入城农民工重要的一支，她们与城市居民朝夕共处，已经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她们的语言使用问题更是不容忽视。根据笔者2007年的调查，目前近50%的城市家庭雇佣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保姆从事家务，照顾老人，抚养孩子，普通话+保姆方言的家庭语言环境已经成为广大城市儿童成长的典型家庭语言环境。根据田野调查数据和笔者的访谈，发现复杂家庭语言环境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问题仍然为众多家长所关注。

    为了具体了解双方言家庭语言环境（以下称双言环境；该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称双言儿童）、单一普通话家庭语言环境（以下称普通话环境；该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称普通话儿童）及其与儿童语言习得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双言儿童的语言习得机制，我们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追踪调查。通过对平均句长（MLU）、动词的数量、词汇数量与表征的比（TTR）、修饰词的数量、名词短语（NP）的长度五个变量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普通话母亲和方言保姆的儿向语在词汇、句法方面的特点

    词汇使用方面：

    通过对比分析TTR值，我们发现普通话母亲和方言保姆的词汇量大小和词汇多样性都不能随儿童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说明在儿童成长的一定时期内，成人的词汇虽然多变，但总体数量和种类有限。

    普通话母亲的修饰词使用呈上升趋势，使用频率高于方言保姆，说明普通话母亲的词汇类型更为丰富多样。方言保姆使用的修饰词数量少于普通话母亲，但随儿童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据此，我们认为成人使用的语言具备儿向语的精调整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儿向语精调整假说提供了事实依据。

    普通话母亲的NP长度略高于方言保姆，但高出并不多，变化趋势也不明显。方言保姆的NP长度表现出略微上升趋势。

    总之，普通话母亲的词汇量比方言保姆要大的多，词汇类型也较为丰富，但是她们在儿童语言发展的一定阶段所使用的词汇总体数量和类型存在局限性。

    在句法使用方面：

    成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的句法水平差距很大，普通话母亲的句法复杂度要高于方言保姆，这在MLU和动词均值两个变量上都有所体现，但是普通话母亲没有随儿童语言水平的提高而调整自己的句子；相反，方言保姆的MLU和动词均值虽低于普通话母亲，但能够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语言水平的提高自动调整自己的语言，这表现出了儿向语精细调整的特点，为儿向语精调整假设提供了证据。

    方言保姆对儿向语所做的调整还体现在她们不失时机地学习使用普通话上。通过分析原始录音资料，我们发现，方言保姆在孩子看似不理解自己的话语或对自己的话语没有反应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的语言更加适应孩子的语言理解水平，同时力所能及地使用普通话句式表达，这说明方言保姆对普通话的使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与我们2008年的调查结果也相一致。

两种语言环境中的儿童在词汇、句法习得方面的特点

    在词汇习得方面：

    对双言儿童来说，两种方言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呈现在他们面前，并且被习得的，与单一的普通话环境相比较，双言环境对儿童的语言习得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通过观察儿童语言的发展，我们发现普通话儿童要比双言儿童提前进入词汇激增期，男童要落后于女童大致一个月的时间。双言儿童虽稍晚于普通话儿童进入词汇激增期，但是进入激增期后词汇增长的幅度并不小于普通话儿童。

    通过对比TTR值和NP长度，我们发现虽然普通话母亲的TTR值和NP长度一直大于方言保姆，但普通话儿童的TTR值和NP长度并未始终高于双言儿童，在进入词汇激增期后被双言儿童逐渐赶上并超过。

    双言儿童能够使用方言词汇，在进入词汇激增期之后出现使用两种方言词汇来指称同一事物的情况。有时他们还能发现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之间的差别，表现出自动使用普通话词汇的倾向。

    在句法习得方面：

    两种语言环境中的儿童，句法水平都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调查一开始，双言儿童的增长幅度要低于普通话环境儿童，但在调查后期却超过了普通话儿童。

    两种环境中的儿童都是在两岁左右进入句法水平提高期，但是男童要稍晚于女童，双言儿童稍晚于普通话儿童。

    进入句法水平提高期后，双言儿童虽然表现出对普通话的偏好，但是自己在游戏时使用的语言仍然是保姆经常使用的方言。

    单就五个变量的整体分析来看，我们发现无论成人的语言贫乏与否，儿童的句法水平总是在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词汇量也在逐年增加，只要有外部语言环境的刺激，儿童的语言就不会停止发展。就15个月的语言发展变化细节来看，环境语言特征对他们语言发展的影响体现在词汇、句法习得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在调查前期双言儿童的句法复杂度要低，词汇量要小，而到后期则表现出赶超普通话儿童的特征呢？为什么双言儿童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语言习得阶段呢？为什么双言儿童能说两种方言，而单方言环境中的儿童就只能说一种？我们的研究发现已经部分回答了以上问题，那就是语言环境中的语言特征对他们的语言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社会互动论认为，儿童有一种习得语言的先天偏向，这种偏向性对语言习得的作用要远远逊色于环境，因为环境给儿童提供了充足的语言资料。语言学习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它以儿童的积极参与为前提，儿童正是依靠与父母亲或其他照顾者进行积极的交流互动才最终获得了语言。

    本项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导致两种环境中儿童语言发展情况差异的原因，探讨了双言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阶段：方言强势期——中介语普通话时期——普通话强势期。此语言发展阶段的提出可以解释双言儿童语言发展不同阶段的一些常见问题，有助于解答家长们的疑问，同时对探讨双言儿童语言发展的普遍模式也有启发意义。本研究充实了社会互动理论学说，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词汇习得中的“快速映射机制”假说和儿向语的精细调整假说，丰富了国内外有关儿向语假说的研究，提出并验证了强势方言假说（Dilect Dominance Hypothesis）和双方言解带假说（Diglossia Bootstrapping Hypothesis），有望为双言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关理论发展作出贡献。

    双言环境是目前城市儿童成长的典型家庭语言环境，双言环境的存在能够促进儿童认知水平的发展。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看，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资源，也是一种个人的资源和权利。掌握多种方言更有利于适应社会。双方言并存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国家推普工作的实施，很多方言区的居民也会说普通话或者在学说普通话。双方言的存在有利于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李宇明先生的“语言保护与语言沟通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也是牵涉到国家语言政策的两大课题，解决这两大课题必须统筹考虑，中国是一个多方言、多语言、多文化的发展中大国，语言资源相当丰富，语言问题也相当复杂，造就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是统筹解决这两大课题的重要途径。

    儿童成功地习得语言这一过程要持续到5-6岁，甚至入小学以后，建立在历时15个月，仅对若干名日间照顾者和儿童调查研究之上的判断和推测也只能体现某个年龄阶段儿童的词汇句法发展情况。我们期待体现儿童整个双言习得期语言发展全貌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