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参加整理任访秋先生的文集,其中有三卷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手稿。任访秋当然是一个现代学者,他对古典文学有一些新的洞见,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同时,他的一些著作难免有执着于我们现代的偏见。但是我也注意到他自己也在不断矫正自己的这些缺陷。1936年,他写小品文史,完全受周作人的影响。“中国文章就是小品文,难道大量的古文、骈文就不算数了?”这是他当时的一种观点,对古文是非常有偏见的。可是到了1939年,他的文学史研究开始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40年代抗战中后期,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了很多变化,我想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完全是个纯学者了。他在40年代观点的改变,典型表现在对韩愈古文运动的评价,可能是在抗战救亡之际,他自己会对民族先贤的道德情怀、人格操守有亲切的体会,然后对他老师推崇的隐士才子的评价有了改变。他在不断地改变,明显地改变;他逐渐修正自己,不故步自封,一直到80多岁,他还说自己还要再学习,这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