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

序

 

    那一个早晨，我站在东海岸头，只见一轮旭日跃出，海上顿时霞光万丈，飞鸥的尖脆歌喉推着排山倒海的涛声，一波又一波地拍击岩岸，似在弹奏一首首战斗进行曲，让你无法不心潮澎湃！

 

    回首神州江山，但见“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犹如站在深水前岸，是观望还是叹息？是前进还是等待？一切都在你我的行动与态度之间。

 

第一章 使命

 

    海涛似歌，声声激扬。

 

    160多年前，当法国大革命进入关键时刻，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河畔写下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两位时代巨人这样说——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上世纪50年代末的1959年，当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十年期时，各种复杂矛盾频繁出现，作为掌舵人的毛泽东同志站在庐山俯瞰神州大地，心潮起伏，写下了“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豪迈诗句，并且重新动员党内同志学习《论十大关系》，进而强调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2年春天，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再次进入复杂而多变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来到了南海边的深圳、珠海等地，铿锵有力地指出：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依然是在大海边。2000年初春，江泽民同志来到广东高州，首次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此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航船又一次快速猛进。

 

    依然是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惊涛骇浪的大海边。2003年7月，当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害的袭击之后，胡锦涛同志严肃而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日后他又进而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在科学发展观的号角下，中国新一轮的稳步发展使得国家处处呈现万千新景象，国力迅速崛起，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航程更加前景无限。

 

    依然是海——这海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祖国心脏“中南海”。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中国人民展现了一幅无比绚丽的“中国梦”画卷。当他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辽宁号”航母时，他号召全体官兵“牢记职责，不辱使命”。

 

    那一刻，习习海风吹拂着这位中国新领导人的宽阔胸膛，他深深地凝视了大海片刻，目光凝重而坚定。“牢记职责，不辱使命”这八个字，与其说是他对官兵们说的，还不如说是他对自己和全党同志说的。

 

第二章 期盼

 

    是的，东方中国，如今雄狮已醒。当我们一路高唱凯歌而来时，发现身后的许多事情已需“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时代。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把《蛙》评上了奖，可莫言说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然而当你真把《蛙》看明白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部作品让中国作家和全国人民好一阵庆贺：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国际级的文学大师。

 

    《蛙》里有个莫言的“姑姑”，这“姑姑”其实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妇女的形象，她们是我们的母亲和姐妹，她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人口越来越多而必须严格地节制生育。“姑姑”六亲不认，为了制止一个孩子超生，她把自己锤炼成聪明绝顶、脑里满是机关的高人，她因此家里和心里都挂满了各种奖牌，整整充实了大半辈子。然而“姑姑”在晚年又内心充满了纠结。

 

    读者都能明白，莫言有许多心里话想说，他笔下的“姑姑”便是作家的“代言人”。内心与现实的反差，让人感到几分无奈，甚至压抑着一些痛苦。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我们一方面享受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种种满足——物质的、文化的、教育的、出行的便利，以及宽松的言论等等，比如南方和沿海农民们住上了小康式的别墅；赶马拉驴的黄土高原上的山民有了私家汽车；祖祖辈辈种地为生的湖南伢子到了联合国工作……但同时，我们又时常感到极大的不满足：公路和高速路四通八达了，可又有无数家庭因亲人丧命于车轮之下而痛苦不已；飞机飞得快，北京到广州瞬间工夫，可晚点、晚点，乘客对民航不断给出的“空中管制”的理由不相信。我们向往首都、向往城市，哪知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雾霾……

 

    吴仁宝，一个名气大得全中国都知道的农民。他多么不易：六十余年奋斗拼搏，将一个贫村变成“天下第一村”，农民家家住上“洋房”并有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存款。吴仁宝的华西村是啥样我清楚，吴仁宝也清楚，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东风，他吴仁宝并不比同是村干部的我的父亲强多少，但吴仁宝成功了，他始终走在七十多万名村干部的前面，因为他对党的政策的掌握和理解正确与透彻，同时又能灵活并且充分地根据自己村里的实际，进行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八十多岁时，吴仁宝站在一边是稻谷飘香的田野、一边是犹如美丽城市的村庄边，思忖着华西的未来，于是他突发奇想，告诉村民：华西要造一座“不能高过北京最高楼的”华西农民高楼。两年后，这座72层、高328米的大厦拔地而起。好家伙，庄稼地里建摩天大厦，有人惊喜，有人嘲笑，还有人骂吴仁宝“神经出了毛病”。

 

    2012年夏天，我与吴仁宝一起站在华西摩天大厦内那头一吨重的金牛前，他老人家自信地对我说：“建这座大楼的目的，是想证明我们华西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没有错，并且希望华西村农民的子子孙孙都能像这座大楼一样，高高地耸立在中国农村的前面，作出榜样。但我又有些担忧：为什么我吴家三代人呕心沥血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社会上仍旧有不少人总在猜测和议论我吴家如何如何地掌控了华西多少资产、多少股权？”85岁的吴仁宝在今年3月初的弥留之际，一直在期待着什么，整天张着嘴喃喃地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话……突然有一天秘书小孙告诉他：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阐述了中国梦的具体方向与目标。吴仁宝突然睁开了双眼，十分清晰地喊着：“赶紧把村干部都叫来，我要开会！马上开会……”两天后，这位农民伟人与世长辞。

 

    吴仁宝享受了一个中国农民最隆重的追悼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送来花圈，十余万人为他送葬。然而，网上也有数百条骂他和骂华西的声音，有人说他的死是“农民帝国的谢幕”，有人说华西村是“当代封建世袭的典型”，云云。我还亲眼看到数路小报记者在吴仁宝葬礼的现场屡屡堵住吴仁宝的四儿子、接班人吴协恩。这一场景令许多人不平和愤怒。当时吴协恩泪流满面，但我知道他的泪并非全是为父亲的去世而流，还为一些人对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一个赤诚无私的农民共产党干部如此误解而流。

 

    一个多月前，我怀着看一眼“没有吴仁宝的华西村”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再度来到华西。之前，社会上有人曾预言：没有了吴仁宝，华西“天下第一村”的神话将宣告终结。然而我在华西的所闻所见，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华西村依然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吴仁宝的儿子、华西村现在的掌门人吴协恩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华西村是老书记（他和华西村民都这样称呼吴仁宝）一手缔造起来的，是坚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国新农村，吴仁宝“上听中央、下为百姓”的华西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不会因为哪个人的存在与不存在而改变他们所选择的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华西不仅不会垮，还会继续前进，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有人对华西那座摩天大厦里因为客源少而住上了很多自己的村民有种种看法，吴协恩回答说：华西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再是传统产业了，我们的其他产业迅速崛起和增加，比如这几年金融市场上的收益就有几个亿。

 

    吴仁宝的后代和新华西人与前人很不一样了，他们的思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行为方式都与这个新时代同步前行。如今，吴仁宝儿子的一只眼睛盯着华西村，另一只眼睛则紧紧盯着全国、盯着世界。当下他最关心的一件事，还是中国的改革问题，他说：“我对老书记所讲的‘解放思想要有思想，改革开放要有方向’这话在今天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认为，一切思想、一切方向，都要有一个原则和一条底线。如果打破了这个原则和底线，解放的思想可能会变质，改革的方向可能会走偏。”

 

    “现在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我问。

 

    “我比较关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吴仁宝的后代直言，“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是我们金融事业的机遇，也可以说给资本运作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但目前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对民营企业开放。比如我们的村镇银行只有10%的股份，大股东还是国有大企业。”在谈到经济转型升级问题时，吴协恩说：“华西村经过十年左右的转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产业转型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需要长期投入、逐步转型、逐步完成、逐步提升的。希望中央出台的政策不是一刀切。比如有些产业以前是合法的，如果今后政策一调整变成不合法了，那我们企业的损失就比较大。像传统产业的发展，过去是靠投入再扩大，现在要靠巩固和提升。华西有一块是冶金等传统产业，对于装备的改造投入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政策突然变了，那损失确实很大，难以承受。因此希望中央在政策上应对这类产业给予关心和扶持，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规律来决定和解决企业与产业的优胜劣汰。”

 

第三章 衷曲

 

    仲秋的江南大地，到处桂花飘香，田野中，银白的棉花与金黄色的稻穗烘托出一种秀美。那些被勤劳的人们的脚步踩实的田埂，似乎有些干裂，也似乎在期待又一场雨……

 

    这里是我的故乡。这里是改革开放后发展得非常快的地方，昆山、常熟、张家港、江阴……全国百强县（市）的前几名都在此。与我儿时相比，与我离开家乡时相比，变化翻天覆地。高速路、高铁线、工业开发区、农业示范区、生态旅游区，比比皆是，而更多的是星罗棋布、规模不一的大大小小的农庄与家庭企业，有世界级的，有国际品牌的，也有生产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企业，村庄和城市已经无法分界。当年的许多穷人如今成为亿万富翁，普通的百姓家也实现了小康。然而，今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有不少烦心事。

 

    刚刚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钱月宝，是梦兰集团的老板。在我故乡，钱月宝的名声与“阿庆嫂”一样大，人们称她是“当代阿庆嫂”。她是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家纺学会副会长。这位用40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求富与创富梦想的农村妇女，她的“梦兰”仅品牌市值就达100多亿元，现在她正朝着年产“千亿元”的目标奋进。

 

    我认识钱月宝的时候，她也就四十来岁，与共和国同龄的她，当时丈夫刚刚去世，她的“梦兰”还在创业初期，可她给我讲起“梦兰”故事时，就让我感觉出这位农村妇女与众不同——

 

    我和丈夫是一个队上的人。17岁时我就没了父亲，与母亲一起挑起了一个七口之家。后来丈夫进了我家门，他当队里的会计，几年后我接了他的班，我们俩成了队上的积极分子。可村里很穷，我是个爱做梦的人，有一天我问丈夫：为啥我们不能像别人家一样富裕起来？他说人家把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所以富了。这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苏南地区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我就把其他七位村上的妇女组织起来，办了个绣花小作坊，其实也就是帮人家做些加工的小活，一年忙碌下来挣不到3000块钱。后来我想为啥非要为人家干活不可？如果我们自己办个厂，好坏也是自己的嘛！跟村干部一说，竟然同意了。

 

    就这样，连我在内八个“村姑”撑起一个小厂。记得有一次开着拖拉机去苏州送货，半夜才到城里，收货的公司天亮八点后才上班，我就在那条人民路上来回地走了一夜。那一夜我真当了一夜“人民”。做着做着，我们的厂子慢慢大了起来，生意越来越好，我们靠一针一线让村上的人都开始过上了好日子。后来我们要给厂子起个名字，丈夫就说：你这人爱做梦，你做的又是床上用品，就用“梦兰”吧。

 

    梦兰好听，我喜欢……

 

    这是20多年前钱月宝给我讲的事。20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见到钱月宝这位当年的农家妇女、如今全国闻名的大企业家时，她越发显得华贵而端庄，竟然见不到岁月风霜留下的痕迹。钱月宝带羞含笑地说，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爱做梦的缘故吧。

 

    钱月宝能够被评上全国道德模范，是因为她在领导“梦兰”创造中国家纺业一个个奇迹、让自己的穷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庄后，依然不停地做着一个个更大的梦想：她与清华大学一起创建了“中国龙芯”计算机基地，为千万所中小学配备中国自己的学习电脑；她与云南等贫困地区一起建立了一所所“梦兰孤儿院”，至今她已被上千名孤儿亲昵地称为“梦兰妈妈”。

 

    爱做梦的钱月宝还在不停地做梦，她想让所有用上“梦兰”床上用品的家庭都能够成为和谐美满的幸福“小两口”或“老两口”，她要把企业做得更大，于是她要招收更多的员工。但有一件事在近几年里越来越让钱月宝有些不踏实：她企业里的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妹、打工仔们似乎越来越不安稳了。“回自己的老家办厂做活我双手欢迎，可许多人还是留在我们这一带打工，但却不像以前那么安分了，工作挑三拣四，钱总给他们一次次加薪，可还是拢不住这些人。民营企业的用工已经面临巨大压力……”钱月宝的副手心疼地告诉我，“我们的老板这些年操心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把企业招收的人和骨干留住的问题。”

 

    “国家应该及早出台一些制度规范，比如对所有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应做硬性规定，要为用工人员建立社会劳动保险和养老保险”。说这话的，是另一位“服装大亨”马金元。

 

    老马干服装生意17年，现在他的“金牛华尔车服装”已经在全国设有1500多家专卖店，网上销售也很火，是中国男装服饰的龙头企业之一。但老马这些年遇到的烦心事也很多：全企业600多个用工，30%是本地工，70%是外地工，“头痛的是这70%的外地工。他们有的在我厂里干了一二十年，基本都是骨干了，但这几年有人想走就走，没有走成的人都因为是孩子在这儿读书才留下来的。”老马说。我问为啥？他说他们总不断地嫌工资收入比相邻的厂子少。

 

    “是不是你这个老板抠门？”

 

    “我一点也不抠门。不仅工资收入不会比一般企业低，而且还给他们上各种保险。最近我还拿出近千万元，盖了72套二室一厅的公寓房供夫妻俩、姐妹俩和单身打工者无偿居住。”老马指着办公室窗外的一栋新楼对我说。

 

    “有这么好的事他们还不满足？”我有些不可思议。

 

    老马摇头：“你不知道，一听说我加了工资，那些跟我一样搞服装的小厂老板们也赶紧跟着加工资，月工资、年收入都是差不多时，我这里的骨干就是留不住，早晚依然跑到人家企业去了……”

 

    我更加摸不着头脑：“又为啥？”

 

    “因为我被挤压得气短、气喘！”老马显然动感情了，从椅子上站起说道：“就是养老保险这一块。我的企业用工人员按国家政策办，全都给他们上养老保险，但人家只用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厂，是不给打工者上养老保险的。这一块不是个小数，外来打工者一比自己的工资额，总觉得我这儿就是比人家厂子少几十元、几百元，他们就跑了，你好说歹说，人家打工者说，我不看够不着边的‘以后’，我看重眼前的钞票到底多还是少。于是，我企业的骨干一个个跑了，你有苦朝谁去说？”

 

    这真是个问题。

 

    “早就是问题了！”老马又激动了。“国家应当立即出台一个政策：对企业用工，不管你用一千人、一万人，还是一个人、两个人，在社会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等问题上，都必须采用同一种法律、同一种制度，这样才能做到既保护了企业相互之间正常合理和公平的竞争，又切实保护好了劳动者的权利，我们做企业的才感到踏实，才能够尽心尽职，把事业做大。”

 

    是啊，又是一项必须做的事，又是一个强烈而迫切的呼声！

 

    “你们以为我们愿意跑东家走西家的跳槽？没有办法，有些老板心太黑，他想什么时候给你工资就给你，想不给你就不给你，想扣多少就扣多少，所有的名目在他那里都是合理的，而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无理取闹’。谁来保障我们的权利呢？劳动法在国有企业里管用，在那些知名大企业和要面子的私营企业主那儿管用，小老板、黑心老板才不管这些呢！”从马金元的厂子出来，正好见一位外来打工的河南商丘人老潘，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喷出来的尽是火焰。

 

    老潘是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上海市郊的“老打工”。为了一家能在一起生活，租下了当地农民闲置的一户农家小院，每月500元租金，夫妻俩在两家私营纺织厂干活，每月工资加起来6000多元，但老板并不按月发放，平时只发三分之一，到年底总结账，“开始几年还行，这两三年越来越不像话，一到年底，剩下的三分之二总也不能全数到手，七扣八扣，也就只能再拿到一半左右。老板不是说我们干活这错那错，就是说企业这几年受市场影响，效益下滑。你要跟他闹，结果交情没了，饭碗也丢了，我一家人长期下去咋过？孩子要上学念书花钱，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总还有些其他开销吧？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依然两手空空，还不如回老家种地！”

 

    老潘是许多返乡的打工者之一。打工者有打工者的苦处，老板有老板难念的经，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已经出现“用工荒”……业主和劳务者都在呼唤一个能够保障双方权益的政策与制度早日出台。

 

    老潘要走了，三轮车将带着他一家三口，离开这块已经让他怀有一份感情的江南大地。

 

    “回老家你干什么呢？”我问他。

 

    “看吧。”老潘似乎对以后的日子并没有具体的目标。

 

    “还有地吗？”

 

    “有。都是山坡荒地，累十年也挣不出孩子的读书钱……”

 

    “河南那边现在也有办企业的吗？”

 

    “有。但比不上江苏这一带。我有个战友让我回去，他在市区开了一个小店，让我给他搭搭手。”老潘总算说出了他的打算。

 

    “你战友的生活咋样？”

 

    “别提了。”老潘摆摆手，双眸突然红红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啦？”我不由追问起来。

 

    “有烟吗？”老潘干脆搁下三轮车，从我手里要过一支烟，一声长叹：我的战友原来的家境比我强，在市郊。前些年“城市化”扩容，划进了市区，后来要拆迁搞啥工业园区，说好的每户给多少多少补贴，成年人还要安排啥工作，结果临到拆房时还没有落实。我战友脾气暴，跟拆迁的人打了起来，他老婆上前劝，结果不小心被自己的男人撞翻倒在地上，后脑勺正好碰在一扇门的钉子上……没有抢救过来。

 

    老潘继续说：老战友的家从此衰败了。几年后，拆迁补的那些钱用光了，他原来可以维系全家生计的口粮田早已没了，变成了水泥马路。“当年在部队里虎虎生威的神枪手，如今才50岁刚出头，却满头斑白、双目呆滞。今年春节我回去见了他，心里太不是滋味了。所以他说为了解决孩子的学费，准备开个面食店，恳求我这个战友帮忙。还用说嘛，我自己在外面打工也没啥前途，便答应了他……”

 

    “你是大作家，我想问问：现在到处都在搞城市化，多少像我战友这样的农民被城市化了，最后田没了、老家院子没了，工作一时又没有合适他们干的，你说说他们咋过日子？国家就这样对他们甩手了？你说说。”

 

    我默然无语。几年前我曾经在山西采访一户农民，因为老宅基地问题，夫妻俩上访打官司整整跑了13年，假如不是遇到“百姓书记”梁雨润的话，这户农民还不知要继续跑上多少年……我的《根本利益》一书里记载了这件事，主人公叫畅春英——其实她的生命一点儿不顺畅，也完全缺乏春天的暖意，只有流不尽的泪水。

 

    在北京，我认识另一个春英，她是浙江“北漂”来的小商品贩，夫妻俩在红庙一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医院，吃了十几年的北京饭，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浙江老家的话反而不会说。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一直不能进北京的正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浙江老乡自己办的“民工希望学校”度过的。春英说起孩子读书的事，有一肚子苦要跟我说：孩子上小学时，我们“浙江村”自己还没有“民工学校”，我想尽办法到处找啊，求人托人，可就是进不了北京的学校，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学校，可人家提出至少五万元的赞助费。咬咬牙我们出了这个费，但后来这个学校被区里合并了，我的孩子就再也进不了新学校。结果孩子只能辍学，三年后“浙江村”自个儿办起了民工希望学校，我孩子才重新进校门。去年孩子初中毕业了，找高中学校在北京更是没有啥希望，可孩子又不愿回老家上学，他说他从小在北京，早就是北京人了，回浙江干嘛？上不了高中的孩子又一次辍学，这回孩子再不愿进校门，那我们就叫他跟着大人做生意吧，他说他没兴趣，整天跟着一帮跟他一样的农民工后代瞎逛。“我们这一代也就罢了，我们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里里外外都是北京味了，他们的根和叶都长在北京，不可能漂到哪儿去，如果北京啥事都排斥他们，我真担心这些孩子早晚惹出麻烦来……”春英说她现在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

 

    像春英孩子这样的农民工后代在北京约有三四十万，前几年，他们中间仅有30%左右的人能够就读正规学校，这几年政府加大了力度，多数可以享受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但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依然在条件十分简陋、教育资源非常差的民工学校里就读。三四十万中的“三分之一”就是十来万人，这十来万孩子背后就是几十万个父母，他们和孩子加起来又回到了三四十万，一个城市如果有这么多人对政府和现实不满意的话，这个城市再美丽、再漂亮，都无法保障它的安宁与和谐。全国几千个城市，又有多少像春英家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像春英这样的农民工的忧愁呢？而两亿多中国农民工走进城市后，面临的又岂止孩子上学一件事！流血流汗了一年，却不能按时拿到工资；看病就医，因为没有“本本”而花费高昂……

 

    等待吧！看着身边的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漂亮，看着身边的人们一年比一年富有与幸福，可就是见不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一点点的改变，于是愤怒、不满的情绪在四处积溢，看什么、听什么都不再顺心，“总而言之，我一直深爱的这个城市，它根本就没有爱过我，为什么现在我还要去爱它呢？”一个特大型的中心城市，如今至少都有百万以上这样户口在外地，但又是在本地出生和成长的人，他们的生存和心态值得关注。

 

    “我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恨这个城市，就像不愿看到他们举起拳头对准用乳汁喂养他们长大的母亲一样，所以我们在苦苦等待着相关的政策尽快出台。我们是农民工，但我们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不应该还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附属品，我们的孩子更不该成为这个城市的弃儿，他们的生命和血液已经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给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吧！”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发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每一座房屋里，因为两亿多农民工和打工者，遍布于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他们的每一声低泣与呻吟，都会颤动这个城市的神经……

 

第四章 希望

 

    焦三牛和蔡程程等七名清华大学学子，2011年7月从清华园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或出国，“到国外去发展不是我们的志向，留在北京打破头去争一个到中央国家单位当公务员或在国有大企业工作的岗位，我们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己。西部太缺人才、太缺科技，也缺文化，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呢？”焦三牛和蔡程程等意气风发的清华学子，放弃优越的京城就业条件，毅然来到陌生而荒凉的西部甘肃基层，再次就读——这回他们就读的是贫穷的农村大学，他们的老师是农民和农田，还有寒冷与孤独。然而凭借自己的志向和毅力，这些年轻人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接纳与认可。2012年初，这几个仅有半年工作经历的清华学子，在严格的公考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威市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副县（处）级领导干部。一时间，“三牛现象”轰动全国，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好不热闹。最后还是中央领导和中组部出面肯定了武威“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才平息了这场“三牛风波”。

 

    23岁的焦三牛直升副县级成为“名人”。与焦三牛一起选拔为副县级的另一位清华人蔡程程也才25岁，且她是自愿到武威工作的七位清华学子中唯一的女生。她不仅是清华硕士学位才女，而且长得清秀漂亮，气质动人，父母都在辽宁锦州工作。她在家里还是独生女。这样的女孩子自愿到甘肃贫困地区工作，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现在蔡程程就坐在我面前，对于我的疑问，文静的她微微一笑说道：“我本科是在辽宁大学，那里我拿了两个学位，都是国际商贸专业方面的，当时出国机会很多。后来进了清华，我所受的教育和熏陶使得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清华大学的教育十分强调学生要有国家意识，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我在清华是系学联秘书长、班级党支部书记，那时我就萌生了到西部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来得很简单，也很单纯。但来到这儿后，感受到这里的真实生活，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西部、什么是艰苦、什么是这里最需要的东西。”蔡程程微笑着对我说，现在“三牛风波”已经平静下来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这些曾经“红”过的清华毕业生了，她和焦三牛等人，也许除了在西部奉献他们的青春与知识外，或许再也不会惹人注意和关心了，“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皮肉变得与当地百姓一样黝黑粗糙……但我们丝毫不后悔，因为我们相信以我们的知识和信仰，一定多少能让这里的荒野减少一些，让这里的百姓生活过得好一些。我是从个人的亲身感受中，特别期待中央能够出台更多具体的政策，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大学生到西部来。现在高校每年有几百万毕业生，但专业不对口、理想岗位没找到的，几乎占了三成，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让这部分毕业生到西部来工作，哪怕是让他们干上三五年，这对西部建设、对大学生们的一生都可以产生巨大影响。西部什么都有，就是缺人才，如果西部像内地城市一样拥有密集的人才，绝对不比内地城市差多少，因为这里自然环境好、资源又丰富，文化底蕴更是了不得，荒芜的高原只缺清泉溪流，而知识和人才能使荒漠变绿洲。有时我真想放下手头的工作，多回几次校园，去动员一个个我的校友，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扎根西部，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可我觉得现在国家对到西部来的人才政策上还不够配套，我们心头真着急啊！十年二十年对荒漠高原而言也许是一阵风雪的过场，可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则极其重要和关键，让青年人能够抓住时机奉献青春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今年也才26岁的蔡程程，如果继续留在京城或者留在父母身边，她可能还是个连按时起床上班都要靠别人提醒的娇滴滴的女孩，然而西北大地的苍茫、荒芜与透骨的风雪，已经将她锤炼成了一位意志和志向同等坚定的新一代年轻女干部。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国存吾存，国亡吾亡”“民族复兴，大业我当”的清华精神。清华精神是什么？就是爱国精神，就是学子们在爱国中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精神真谛。这种精神真谛，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似阳光月色般照耀，可以唤醒和点燃一个人久蛰心底的理想，并鼓舞其成为一名扬鞭策马的行动者……

 

    呵，大漠、绿洲、海疆、椰林……祖国大地处处在高歌猛进，处处又会遭遇一些掣肘和曲折。勇敢者在继续勇敢地奋进与探索，实干者在继续流汗出力，迟惑者也在继续等待观望，然而历史是一列刹不住的火车，阵阵轰鸣，飞驰向前。一切正确的与暂时尚不确定的观念、想法，都在前行的轨道上摩擦着、纠缠着，时而擦出火星，时而撞出声响，时而阻挠着列车的疾驶，时而又润滑着驰骋的车轮。

 

    人们观望和期待的目光，都聚焦在火车头上，看着它高高地昂首，看着它炯炯地闪亮。

 

    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到了爬坡时；有人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期。爬坡须尽力，深水腾蛟龙。

 

    何处是深水？碧波荡漾、巨浪翻滚的大海里才有最深的地方。海，对胆怯者是可怕的地方，而对喜欢搏击者，则是最可舒展英雄豪气的地方。

 

    蛟龙搏浪，深水处方显英雄本色。

 

    改革开放，才是中国命运的必由之路！

 

    让我们期待吧，期待大海再一次掀起惊天巨浪，而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我们的才华与理想，一切的一切，方能在这深水的搏击中见到光明与前景……

 

    来吧，让我们一起跃进中国改革大潮的深水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