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分钟，上海自贸区挂牌仪式完成。在9月的上海，这个仪式的简短低调与它所经历的长久酝酿和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人们从这个开头嗅到了中国改革所特有的务实气息。
它被寄望和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设计财税、金融、经济制度的地域模型，给出可以推广的改革经验；强化开放和改革互相助推的关系，摸索改革可持续的规律；继续寻找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并双向助推市场伦理的成熟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金融利率市场化”“事前审批变为事中、事后监管”等表述引人瞩目，而在一段时间以前，它们中的很多还是说不清，甚至有些“敏感”的词汇。这样的改变再次表明：每一轮改革都是一次制度创新。
上海深度探索是中国改革大势的缩影，这样的创新正在各个领域迅速推进：
2013年全国两会之后，“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铁道部，终于完成了政府机关和市场主体两个角色的拆分；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全媒体格局，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覆盖。
2013年8月1日，历经两年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推广到全国试行，相关领域的市场细化与分工协作将逐渐摆脱税制的掣肘，财税机制与市场化匹配的动向清晰可见。
目前，新一届政府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三个维度的改革效应正在显现：政府简政放权，市场主体松绑，行政垄断部门减少寻租可能……
十八大后短短一年的施政规划与改革动向都在表明，“改革”二字，在30多年的实践中获得了越来越宽广的定义。其所指向的目标已经由“富起来”变为全面的现代社会建制；其所涵盖的领域已经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其所要面临的挑战不再仅是陈旧的观念意识，而是在行进过程中产生并试图固化的利益格局。
因此，如果过往改革被“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今天改革的重点已经是政府转型和社会改革；如果过往改革的基本成果是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改革的关键就是确立与市场伦理相匹配的财税、金融制度，确立与市场角色相对应的政府角色；如果过往改革的经验是“不争论”，那么今天的改革就已到了“制定规则”的时刻。
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亟待社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释放出更多的空间，亟待既有利益格局的打破和调整，这已经为诸多经济政策的推进情况所证明。例如，要扩大内需就要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保证分配公平，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就成为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再如，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首先就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进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改革、打破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就成为城镇化质量的基本保证。经验表明，没有全面改革，单向改革时刻面临掣肘；不能深入到“上层建筑”，经济改革势必遭遇瓶颈——这意味着，“打破利益格局”与“革自己的命”已经成为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正因为如此，今天，不管是在国家决策里还是在民间叙事里，改革的讨论都变得更加严峻；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在街市之间，改革的诉求都变得更加急迫。但反向来看，这种严峻和急迫感也会极大地推动改革共识的达成，倒逼改革魄力的出现。具体到上海一地的自由贸易实验，宏观到政改、社改的整体进程，都表明“改革决定中国命运”已成上下共识，而“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将成为未来改革的基本精神——对此，我们怀有耐心和乐观。（本报记者 刘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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