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维里的质物素心

    1955年我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籍其实是浙江东阳。儿时的记忆还很深，祖父经常一手抱着我，一手在洁白的宣纸上点画着他的山水和花鸟。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祖父施晓湘是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科班出身的中国画画家。父亲施文也继承祖业，是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应用美术系毕业的设计师，毕业后从事过电影美术、舞台美术、室内设计及商标、包装设计等等，是一位多面手，一位兢兢业业的美术设计师。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的“神笔”，从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年，当我考入父亲曾经就读的母校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染织专业时，那种激动的、百感交集的心情是无法描绘的，因为当时，祖父和父亲都已离开了人世。

    1986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的经历，改变了我的艺术道路，我找到了可以为之付出一生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万曼（马林·瓦尔班诺夫），一位曾经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现代壁挂艺术变革的资深艺术家，带着一种从手工艺走向艺术创造的现代纤维艺术和20世纪西方当代艺术的启示，来到我的身边，在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万曼壁挂研究所”，我有幸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

    在“文革”那些懒散的日子里，功课很少，甚至停课，我学会了织棒针毛衣，用“玻璃丝”编蝴蝶、青蛙，在书包上绣“为人民服务”，以及为家人春节来临时的新棉袄罩衫手工翘边。这些“爱好”也成为我在考大学时选择专业的心理基础。而万曼带来的纤维艺术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彻底地征服了。

    当我在木框上拉起第一根经线时，线已被情所牵。当时对编织艺术的那样一种饥渴，至今仍记忆犹新。跟随万曼三年的学习、创作，使我对编织艺术的技艺与创作形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把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使我对软雕塑——这一根植于东欧，上世纪60、70年代兴盛于整个欧美国家的新的艺术门类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这个时期，奠定了我的艺术创作道路。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纤维质材料的那份特殊的情感被激发了出来。当年我随母亲下放到江西的农村，落脚在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庄——古连石。我在离家两站火车路程的老县城中学读书，每周回家就在山坡、田间行走，在有牛儿吃着草的坡地上休憩，将小草视为同病相怜的对象，帮助母亲在分得的两分地上种菜，在后山的松林里拾松果、捡干枝。虽然条件艰苦，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灶台柴炊的味道，山野烧荒的熏烟，松林、竹林、田埂、山冈在我年少的记忆中被强烈地保留了下来。也许从那时起，我就习惯于把情感和这些无声的花草树木融合在一起。

    纤维质的材料中蕴藏着自然植物的生命特点，又蓄满人与自然合用的意愿。无论是那些充满纤维状的麻线，还是富于弹性的棉线，无论是洁白的纸浆，还是柔韧的竹篾，都体现着这种生命的涌动和亲近。整个90年代，我沉浸在这些纤维质的线性构架中：纤维的绵延，线的伸展；空间被网状所布满，分割成一层层透叠的网眼，纸卷被植入其中；薄膜般的纸浆将线的轨迹包藏起来，作茧一般的意味包裹了周遭。

    当我第一天用上宣纸纸浆后，就再也没有放弃过它。纸浆洁白纯净，寓丰富的变化于单纯之中。纸浆中含有竹、麻纤维，潜藏着坚韧的性格。当纸浆以一种充实的形态呈现时，在柔性的白色外表下，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韧”，正是这种既柔又韧的特性包蕴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心理。

    2009年到2012年，我完成了《本草纲目》系列的创作。它可能源于我在那之前连续服用了整整两年的中药。那段经历使我对中药医术产生好感，并渐渐认识和了解了一些中药的常识和名称。某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将中华文明的医药宝典在我的艺术中呈现出来。我用干枯的植物和纸浆结合，塑造了一批仿佛被岁月尘封了的化石般的“本草纲目”，其意仍在追念那份草木幽深的诗性和渐渐远去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