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育书家

    樊子阳家在河南三县交界的原阳县阳阿乡，属黄河古道，出生的村子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村，至今仍古风犹存，在他老家那个村子，生下来人人都起有学名，表字，不管是教书、木工、瓦匠还是种地。其实子阳是他的字，名叫裕乾，樊子阳是以字而行世。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上这些琐事，是想说乡土背景对一个人在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最初的笼罩性。

    樊子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属乡村“赤脚医生”，在北中原乡村悬壶济世，家里便期望儿子也能步入杏林，妙手回春，这就自然地使樊子阳童年时代要在草木气息里穿行、浸染。他如果一直走下去，那样就会是与车前草、苍耳、地黄、紫苏这些名字相随，不会是后来染指的飞白、诏版、北碑，以及苏、黄、米、蔡这些书法符号。一个人童年能沾染点草木精神，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它能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处世态度。纯朴而宽厚，自然而谦和。

    樊子阳的书法起步充满乡土感。家境条件有限，刚开始写字时有点近似现在先锋派的“行为艺术”，搅一瓷盆红胶泥，父亲用麻自制毛笔，让他蘸胶泥水在大地上书写，好在这原材料不是朱砂雄黄，胶泥在我们北中原取之不尽，这段黄河的胶泥是红色，那是大地胎记的颜色，“黄河”与“书法”这两个远距离的名词在这一时刻天然结缘，能真正称得上“水乳交融”，尽管当时只是一种贫穷、无奈。红胶泥其实有着另一种书法表达意义上的功能，从书法象征上而言，它与徽墨、油烟、漆烟，以及李廷珪松烟一样。

    樊子阳五岁练字，六岁写对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早慧。我认为对他鼓励最大的，不是日后得到所谓书法界最高的“兰亭奖”，应该是第一次在乡村“发表”的一副对联作品：“人民公社好，年年大丰收”。这种乡土里的开始，比后来专业的尺八、丈二之类，显得更是虎虎有生气。

    樊子阳认识到一个书家的品质至关重要，包括传承、学养、性格，这些综合因素从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后来他重点主攻草书，选择了“抒情”，因为草书的抒情成分更多，草书的抒情意味更适合他的性情。

    数十年里，他在用最简单的黑白线条抒情，与他对话的除了一张无语的宣纸，其他就是王铎，是黄道周，是张瑞图。这些跨时空的交流，穿越黑夜，通不通只有全靠自己的艺术造化了，与执着无关。

    我觉得楷书是一种离抒情很远的书法形式，樊子阳连写楷书也主张抒情，在很静的楷书中力争去写出动感，同时不忘“点、面、线”的有机结合，这就有难度而出新意。

    我认为樊子阳最有个性面目特色的还是楷书，他于颜真卿得之最多，后又掺入六朝墓志。有了这碗垫底的功夫酒，再喝也就不怯了，楷书逐渐形成自己简约厚朴的风貌，使得他常常能在经意不经意之间，可收可放，得而不失，失而不过，自我把握“书法之度”。

    对书家而言，求新求变固然与艺术观念有关，但每位书家对每幅作品都应当成求新求变之作，离开书法本身的特质再去追求新的向度，才是每一个书家的美好愿望和不易企越的高峰。

    王铎自然是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草书大家，我认为他更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形式大家”。用形式对抗处境与时间的尴尬。我看到王铎有的草书作品，内容只是一些断章或句子，但因为线条自由的介入，鬼斧神工，盘龙腾蛟，整体就是一片风景，尽管我还贯穿不下来其中的内容，就只管跟随线条游走苦旅罢了。这些跨时空的交流，穿越黑夜，通不通只有全靠自己的艺术造化了，与执着无关。书法是始于情趣而终归于智慧。书法的挥洒，追求的都是意味，一如多数美学家所认可的那样——“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行草所追求的形式，与内容固然为有机的统一体，但最终效果都是为了意味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