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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夹墙内的“红色刊物”重生记

    作者: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31日 09版)
    部分《译报周刊》照片 (图片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
    《译报周刊》封面 (图片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

        浙江省档案馆日前收到80岁老人郑嘉钧捐赠的珍贵档案史料《译报周刊》,民国史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留存至今、最为完整的《译报周刊》——

     

        “档案史料捐献给了省档案馆,就像女儿出嫁一样,我很欣慰。”80岁的郑嘉钧老人手捧一摞书,郑重地交到浙江省档案局局长刘芸手中,老人眼里含着泪水。刘芸对老人说:“它是你们郑氏家族的宝贝,‘嫁’过来以后,从家族财富变成社会财富、历史财富。这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这是今年10月23日发生在浙江省档案馆的一幕。这套杂志叫《译报周刊》,1938年在上海英租界出版,9个月后被日寇通令停刊,一共有35册。据查,这套周刊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留存至今、最为完整的《译报周刊》。杂志的原主人是郑嘉钧的三叔,革命先烈郑文俊。

     

        “这套珍贵档案史料的捐赠,既丰富了浙江省档案馆的馆藏,也为后人索引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更可贵的是,这些刊物是革命先烈生前购买的,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这就是历史最真实的纪录。”刘芸说。

     

    夹墙内的“红色刊物”

     

        岁月的痕迹,一览无余地刻在眼前的一摞《译报周刊》上。纸张泛黄,脆弱得稍微一翻动就会破碎,边角处已用透明胶“包扎”起来。封面处的签名“洛夫”,隽秀灵动,印章也清晰可见。“洛夫”就是郑文俊,1938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3年4月在平阳游击区抗日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21岁。

     

        “这些杂志都是三叔在温州书店购买的,几乎每一本封面上都有‘洛夫’或者‘文俊’的签名,许多文章也留下了他的笔迹。”据郑嘉钧介绍,也许怕杂志被发现连累家人,郑文俊把它们都封存在家里墙壁的夹缝里。直至70多年后,郑文俊老宅温州市朔门李家村二号旧房改建拆墙时才被发现。

     

        “当时我粗粗一看,就看到三叔的字和图章,激动极了!再一看是民国27年,那不正是1938年吗!”作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会员,郑嘉钧立刻意识到这些杂志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历史价值,便提出把杂志带回杭州。

     

        回到杭州,看到杂志有的已破旧不堪,郑嘉钧跑到图书馆请人修补。因为杂志两面都有字,修补难度极大,工作人员不肯接手,可终究抵不过这位“固执”老人的百般恳求。修复好后,为了方便查阅,郑嘉钧就拿去复印。为了保护好杂志,他亲自上阵,戴着手套一张张复印,足足花了4天时间。郑嘉钧将其中一套复印件交给了民国史专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他既是《译报周刊》的引荐者也是评价者,专门对文献进行研究整理。

     

    这套杂志研究价值巨大

     

        读完这套近200万字的周刊后,杨树标赞叹不已。他说:“这套《译报周刊》对研究革命历史的价值很大。”据他介绍,这套周刊上文章的作者多达几百位,有真名,也有笔名、化名,其中不少是国内外重量级的人物,国内有胡愈之、梅益、巴人、陈毅、叶剑英等,国外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布鲁奇等。

     

        “当时如孤岛般的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撰写、转载如此多文章来宣传反法西斯战争、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十分可贵。”杨树标说。周刊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下的抗日战争、揭露汪精卫的嘴脸、揭露日寇的暴行与侵略的言论等发表了大量文章。杨树标认为,杂志将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紧密结合,提升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地位,既有国际视野,又有理论深度,在中国抗战初期,能有这样的认识十分不容易。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本杂志中第一次刊登了宣传新四军抗日成果的文章。这在目前发现的报刊中属最早的。”杨树标说,周刊还发表了张纪明写的《怀民族战士方志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向中国人公开宣传革命烈士方志敏。这套杂志北大缺7本,上海师范大学缺6本,浙江省档案馆原先只有4本,而郑嘉钧所捐赠的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留存至今、最为完整的《译报周刊》。

     

    档案馆需要“郑嘉钧们”

     

        作为叔父的遗物,郑嘉钧视这摞杂志为宝;作为有着重要文献价值的书籍,郑嘉钧渴望与有识之士分享。由于保存条件有限,郑嘉钧思索着杂志的“归属”,是放置家中,还是送博物馆?

     

        杨树标建议道,档案馆能科学地管理,还能通过多种方式对档案资料开发利用。在充分考察后,郑嘉钧决定捐赠给浙江省档案馆。

     

        浙江省档案馆档案管理处处长吕红回忆了一个细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郑老还制作了《作者撰文索引目录汇编》,前后花了5个月时间,每修订一次都会自己掏钱打印,乘着公交车到档案馆,来来回回不下十次。”副处长封小平说:“每次拿出那套书,郑老总是格外小心。他的那一句‘嫁女儿’,更是让我感动万分。”

     

        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丁越飞告诉记者,档案馆里关于革命历史的资料文献非常少,郑嘉钧的行为很有意义。他希望借本报呼吁:“当前,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献、书籍和档案等流落于民间,亟待整理抢救。而档案馆拥有条件长期科学地保管,提供完全免费的代存服务,并开发其研究价值。目前,许多人还是缺少这样的意识,档案馆太需要‘郑嘉钧们’了!”(本报特约记者 朱海洋 本报记者 陆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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