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旃陀石窟：印度佛教历史变迁的缩影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西南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县以北阿旃陀村旁的瓦古尔纳河畔，共有高低错落的29个石窟，在温德亚山的陡崖上环抱成新月形，绵延550多米，为印度现存最大的石窟遗址。它集古代建筑、雕刻、绘画之大成，融佛教信仰、文化变迁、社会生活于一体，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饱含深厚的历史底蕴。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跨地域传播的历史产物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中印度，因得到大批商人和多位国王的支持并赢得大量民众的皈依而迅速扎根。公元前5世纪前期，释迦牟尼刚刚涅槃不久，佛教便进行了首次经典结集，从而确保了教团的组织性与凝聚力，增强了教义的统一性与明晰化，既为佛教迎来了一百年的稳定发展，也为佛教后来的跨地域传播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4世纪前期，印度佛教发生了部派分裂。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侵入印度西北部地区，印度与希腊的文化交往迅速扩大，而佛教的思想争鸣也因为外来因素的增加而与日俱增。在不同部派的努力下，佛教从原来的恒河中游地区扩展到整个恒河流域以及周边其他一些地方。

    公元前271年，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继位，他继续实行前两位国王的军事扩张政策，除了南边很小的地区外，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空前统一。阿育王在征服南印度羯陵伽国之后，皈依佛教，并以佛教为国教，以佛法为治国之道，在对佛教进行大量经济支持的同时，组织高僧对佛教经典进行再次结集，以上座部奉行的小乘佛教为正统，统一整个佛教思想，随后派人到四面八方传教，佛教徒的传教热情伴随着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提升而极度高涨。从此，佛教真正突破了恒河流域的范围，不但盛传于南亚次大陆各地，而且在次大陆以外的地区开始传播。

    公元前185年，孔雀帝国被巽伽王朝所取代。尽管新王朝对佛教有所遏制，但阿育王时代奠定的佛教跨地域传播态势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座部佛教将触角伸到德干高原西部的阿旃陀，并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造就了阿旃陀石窟的第一次辉煌。

阿旃陀石窟见证了印度佛教寺院建筑模式的重大突破

    从印度佛教寺院渊源来看，最早的佛教修行方式是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没有固定的修行场所。后来在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舍卫国波斯匿王和很多商人与贵族的支持下，出现了竹林精舍和祇园精舍。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经过佛教徒的多方努力，寺院逐渐遍布恒河中下游。尽管寺院不断增多，但都属于砖木结构的地面建筑模式。

    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开创了凿山造窟的先例，他于即位的第十二年为邪命外道在巴拉巴尔山开凿了两座石窟，其后他的孙子十车王也延续这种做法，开凿石窟，至今在那伽峻尼和锡达默里等地依然遗存有那个时代的八座洞窟。这种寺院建筑模式的出现，与早期砖木结构的寺院建筑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是印度佛教寺院制度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石窟寺院模式与亚历山大入侵之后印度同西亚所建立起来的文明交往有直接关系，阿育王时代的印度石窟寺院受到了伊朗阿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帝王陵的创意与形制的直接影响。当然，还有佛教经典的支撑，据《十诵律》规定，开凿石窟并于窟中造塔、施柱、涂色等都属于符合佛说的行为。于是，当佛教突破恒河平原向南方山区推广之后，开山造窟活动也传到了德干高原。

    而阿旃陀之所以成为开凿石窟寺院的地点，除了马蹄形自然地貌的美妙绝伦之外，还与其地理位置有主要关系。这里地处西印度最重要的商道附近，西印度通往中印度以及通往西方和北方的交通要道就从附近经过，因而赢得了众多商人与贵族的支持。另外，该地表面多为水平层理的暗色岩，质地松软，易于雕镌。于是，在各类信众的支持下，通过僧人的不懈努力，阿育王时代开创的单体石室在此演变为彼此连接的石窟群，突破地面砖木寺院的单一模式，新增岩体石窟寺院模式真正成为现实。

阿旃陀石窟再现了印度佛教信仰的历史变革

    印度佛教在中断之前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显教、大乘密教四个阶段，其中堪称革命性变革的是大乘显教的出现，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小乘佛教之间的长期对立与艰难融和。    印度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大整顿，以上座部为正统的小乘佛教处于极盛状态，并开始迅速外传。小乘佛教主张释迦牟尼只是伟大的导师，他是人不是神，坚决反对偶像崇拜，因此，那个时期并没有佛像制作，对佛的怀念与崇敬主要表现为收藏、再现、供奉佛的遗迹如脚印、佛的遗物如袈裟和钵具、佛的各种象征物如莲花以及佛火化后的遗骨即舍利。

    1世纪后，大月氏人建立横跨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贵霜帝国，印度的佛教信仰与亚历山大东征所开启的希腊化潮流相结合，逐渐兴起的大乘佛教对佛的神化与源于希腊的造像技艺相激荡，佛教造像从西北印度兴起并逐渐流行于次大陆各地。与此同时，对佛的神化以及多佛崇拜与多菩萨信仰成为大乘佛教的主要特色，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其他佛与菩萨的造像也大量涌现。

    伴随着大乘佛教不断兴盛的文化潮流，到3世纪末之后，统治德干高原西部地区的伐卡塔卡王朝的疆域也进一步扩大。而统治中印度的笈多帝国也通过征服不断扩张，到旃陀罗·笈多二世时（375—415年在位），与伐卡塔卡王朝联姻，加强了彼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密切交往，阿旃陀石窟的笈多风格以及大乘化特色便是这一历史的结果。伐卡塔卡王朝在6世纪初为遮娄其王国所取代，一直到玄奘前来此处参访的时代。在这两个王国统治时期，尽管统治者大力支持婆罗门教，但佛教也得到一定的保护，特别是在山区获得更加自由的发展。而在佛教内部，这个时期也最终告别了大小乘之间的尖锐对立，并存共荣成为时代主流。

    作为留存至今的实物资料，阿旃陀石窟再现了印度佛教信仰的这一历史变革。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作品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第9、10两窟，只有莲花等象征物，没有偶像，画面色彩深沉，造像拘谨，体现了孔雀帝国和巽伽王朝时期小乘佛教的信仰特色。二是主要完成于5、6世纪的作品，不但出现了巨大精美的佛像，而且出现各种菩萨造像。如第17窟中门楣上绘有弥勒和文殊两大菩萨，第26窟前庭左侧“观音救八难”的浮雕，第7窟佛殿前室左侧的千佛浮雕，均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佛菩萨信仰。这两类作品之间的历史跨度长达七百多年，是印度佛教信仰历史变革的结晶。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命运变迁的缩影

    7世纪后，因为印度教的复兴、尤其是佛教理论的衰退、僧团的封闭与文化个性的消失，印度佛教走向衰落，10世纪以后，又不断经历穆斯林政权的打击，13世纪初竟奇迹般地在印度完全消失，直到19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才出现了复兴的曙光。这种复兴首先得益于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对印度佛教历史与遗迹的浓厚兴趣带动了相关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为佛教的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此后不久，便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佛教复兴热潮，特别是19世纪末达摩波罗的佛教复兴运动和20世纪中期安培德卡尔的贱民改宗运动。可见，印度佛教既有诞生、勃发、繁荣的辉煌历史，也经历了衰落与中断、再现与复兴的命运变迁。

    最后一次记载阿旃陀石窟的是7世纪的中国僧人玄奘。此后，阿旃陀石窟销声匿迹，直到1819年，英国军官约翰·史密斯意外发现了隐迹于灌木中的这处石窟。1824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参观后开始向外界介绍这座石窟。1828年格里斯勒、拉尔福和柏尔德三人在这里开展调研。1839年费格逊前来详细考察，并于1843年发表了《印度石窟寺》，由此才引起人们对阿旃陀石窟的重视。到20世纪初，阿旃陀石窟已经成为闻名全球的文化圣地。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底蕴的高度肯定。可见，阿旃陀石窟的隐没与重现，与佛教命运变迁的步调基本一致，堪称7世纪后印度佛教命运变迁的一个缩影。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