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奇怪:有的人与你朝夕相处,但留不下多少印象;有的人与你只见过一面,却永生难忘。北京大学的陈玉龙教授就属于后者,他是少有的谦谦君子和高古之士。
那是近20年前,我从山东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酷爱书法,被学校安排为留学生讲授书法。我突发奇想,何不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书法家来为留学生讲一课?我想到了陈玉龙教授,他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文化学者和书法理论家,代表著作是《汉文化论纲》和《中国书法艺术》。
陈先生那时已七十有二,本来担心请不到他,没想到先生一口答应我的请求,按时来校讲课。陈老师不仅课讲得好,他谦逊、文雅、和善、温润、超然的气度仿佛一块上等的和田古玉所透出的君子质地,给人以深刻印象。与陈老师告别时,我提了个不情之请,望能得到他的一幅墨宝,先生频频点头。
大约过了数月,我接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一幅法书,一本他的《中国书法艺术》,还夹着一篇他发表过的文章复印件。法书为行书条幅,内容是梁启超诗:“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书法上有两方印,一是左下方的方印白文“陈王龙印”(王与玉通),二是右上方的圆印朱文“求索”。我能感觉其寓意,即在亲切的称呼中,寄托了“鸣朝阳”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勉励与希望!书中夹的文章题目是《三生论三教》,署名为“吕榖”,讲的是老师指导学生选择毕业论文,培养学生成才的三个例子,可见其拳拳之心和期盼之意。
谁能想见,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陈先生。
前些日子突然在网络上得知陈先生去世的消息,竟然已是半年前,2013年3月3日,享年92岁,心情顿感沉重。在网上搜寻陈先生的信息时突然发现他的一本散文集《天地有正气》,于是赶紧订购一本。
书拿到手,虽然只有200多页,却沉甸甸的,就像《天地有正气》的书名一样,贯穿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钢筋铁骨。陈先生讴歌外国义士,他说:“雨果、井上靖、拉贝,他们既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正像拜伦心中装着希腊人民,雪莱心中装着西班牙人民一样,他们的心中也都装着中国人民,装着世界人民。”《绿衣人》写的则是邮递员,以款款情深的感念之情描写了这样的情景:
“二○二,图章!”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是绿衣人送挂号信的信号。“来了!”我高声答应着,随后从抽屉里取出图章,匆匆走出书斋,开门相迎。“您好!谢谢!”我把图章递到她手里。“不用谢。”她嫣然一笑,谦逊而有礼貌。接过图章,郑重其事地在我的名下用了印。接着,她像银燕一样轻盈地骑上自行车翩翩飞去。我目送她那婀娜矫健的倩影,回味她留下的温馨和友情。她呼我应,配合默契,谐趣盎然。这感人的情景,这朴实无华、肫挚友好的人际关系,时常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我崇敬你们,崇敬世界上一切平凡而伟大、善良而正直的劳动者。
还有写母爱的《玉簪花》、写智慧父亲的《春寒》、写爱情的《青梅竹马六十春》、写兄弟情的《心香一瓣》、写友情的《石头二题》,都是令人感动的佳作。我突然明白了陈先生何以那么谦逊、友爱和温暖,因为他的心中有大爱和明光。
读完陈先生的散文,我又再次打开他赠予我的物件,发现陈先生复印给我的这篇文章上标有提示,即文章的出处为:“1993年8月23日《星岛日报》星辰版。”还有两处改动:一是将“人类文化”改为“人类历史”;二是将“见异思迁”涂抹掉。从这些细节,我似乎能看到陈先生的心灵轨迹:严谨、负责、精益求精。文章开篇引的是唐韩愈的名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从这里,我仿佛看到了陈先生殷切的目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