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一部“老书”摆上了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书架。还是《史记》，百三十卷，2000多年前司马迁呕心沥血的杰作；还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整整10册，54年前郭沫若遒劲的题签一如当初。
但这又是一部新书，封面变成了浅米色，有了草绿色的书脊，6000多处标点改动，3000多条新撰校勘记。《史记》这部“老书”，焕然如新。
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出版，标志着1978年告竣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历经30多个寒暑更迭，新篇续写；而2006年启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春去秋来走过8个年头，也终于开花结果。
动荡中写就传奇
直到现在，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依然记得，1958年9月举行的“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吴晗、范文澜组织，历史学家尹达、侯外庐参会，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座，年仅27岁的蔡美彪是会议的记录者。这次原本为了标点“前四史”而召开的会议，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正是这个决定，拉开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出版的序幕。
一年之后，1959年9月，顾颉刚领衔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同年12月，陈乃乾负责的点校本《三国志》付梓。1962年6月，点校本《汉书》问世。从1963年起，参加点校工作的大多数学者，汇聚在北京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集体办公，各史点校顺利进行。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点校工作陷于停顿。直到1971年，点校工作才得以重启，学者们再次聚首中华书局。
不知是谁把1973年拍摄的一张“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传上了网。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杨伯峻等端坐前排，张政烺、启功、王钟翰、赵守俨等笑立其后，令众多网友连连惊叹——当年的点校阵容竟如此“豪华”。其实，点校队伍的“阵容”还不止于此，王仲荦、卢振华、傅乐焕、郑天挺、孙毓棠……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最为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背后，凝聚着新中国文史学界众多名家宿儒的心血。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参加点校工作是不署点校者名字的。只是在‘文革’结束后重印时，才在《出版说明》中一一列出历次参加点校工作者的姓名。当时，这些专家只能隐姓埋名做无私的奉献，但并没听说过有哪位老先生对此提出过异议。”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黄克回忆，老先生们除了工资，没有一分钱的额外收入。“今天想起来，真够委屈这些‘国宝’级专家的。对于这一切，老先生们毫不计较，争分夺秒，踏实工作，一心要将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将被耽误的工作补上去。”
翻看当年留存的点校档案，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感慨颇多：“这些标点、分段、校勘、体例等的讨论，校勘记的初稿、修改稿，不仅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作的记录，而且为传统的文献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通行的古籍整理范式、标准，都是通过‘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逐渐形成并定型的。”
新世纪再启程
百余位文史专家，积二十年之功，使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但学者们明白，标点、校勘绝非易事，“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点校本固然成绩斐然，但还不能称之为“定本”。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从开始到中辍再到完成的19年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校点工作在立足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不免成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这样反思，“由于是政治任务，在人员配置、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保证。同时，在整理时间方面限制严格，相关的学术准备方面远不充分，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仅利用了一部分。”
学术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古籍整理与出版也应当与之俱进。进入21世纪，学界关于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06年4月，北京香山，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举行。一张珍贵的合影再次广为流传。此时，坐在前排的是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田余庆等先生，立在后排的有傅璇琮、程毅中、安平秋、陈祖武等名家，与30多年前那个“豪华”阵容遥相呼应。
不久之后，修订工程启动。任继愈为总修纂，王元化、王永兴、王锺翰、冯其庸、何兹全、季羡林、饶宗颐、蔡尚思、戴逸任学术顾问，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北京大学吴荣曾、复旦大学陈尚君、华东师范大学裴汝诚等分别担纲主持各史修订，王尧、田余庆、安平秋、李学勤、袁行霈等进入审定委员会，皆堪称一时之选。
“这次修订一方面要将已发表的各种意见搜集起来，判断其正误，决定取舍，作为工作的参考；另一方面，新的点校工作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要创造条件让参加点校的专家充分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尽可能使之出现新的面貌，代表新的水平。”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对修订工作寄予这样的期望。
“‘二十四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几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宝贵遗产。因种种原因，存在一些缺憾，大有修订之必要。《清史稿》点校时做了校勘记，但当时未能出版，与其他各史不统一，是一大缺憾。此次中华书局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建议将《清史稿》的校勘记补上。我很愿意将有关资料贡献出来，供参考使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清史学家王锺翰在世时有这样的承诺。
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纷至沓来，修订工作的目标逐渐清晰：保持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消弭点校本存在的缺憾，并认真吸收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使修订本成为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代表当代学术水平、能够体现21世纪新的时代特点的典范之作；解决原点校本各史体例不一的问题，做到体例基本统一。
黄钟大鸣的期待
率先完成的，又是《史记》。
天下遗文古事，毕集太史公。《史记》正文、注文皇皇300多万字，涉及众多人名、地名、器物、制度、古文献，况且50多年前顾颉刚等学者已经设定了一个超高的标杆。修订？谈何容易。超越前人？更是艰难。
主持《史记》修订的赵生群和他的团队，如履薄冰，一刻不敢懈怠。由于过于劳累，赵生群一度住进了病房。中华书局的编辑不知就里，又像往常一样，电话催稿。接电话的，却是赵夫人。听到千里之外赵夫人的啜泣，编辑心头阵阵酸楚。
难是难，但科技的发展、学术的进步，给古籍整理带来的便利，是50多年前无法想象的。这是赵生群的底气所在。
“点校本时代，老先生们主要靠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学识来点校，综合质量很高，但在细节上难免挂漏。当时的文献检索途径非常单一，很多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现在，古籍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优势，能够解决很多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徐俊很自信。
赵生群的实践，验证了徐俊的自信，“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有些材料一分钟都不需要就能检索到，所以有可能使点校工作做得更加充分、细致、扎实。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把《史记》中的引文基本上核对了一遍，这对于标点和校勘有极大的帮助”。
“顾颉刚先生点校《史记》时，比较多的是以金陵书局本做底本，同时参考了清人张文虎的校勘，对其他版本参考得相对少一点。”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安平秋认为，当代学者对于近千年来《史记》的版本源流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而且有条件参考多种版本，这也是50多年前无法做到的。
的确，《史记》修订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远超前人：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日本藏六朝钞本、法藏敦煌残卷……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史记》版本参考校雠，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与校勘细节得以厘清。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多年前，季羡林曾这样评价修订工程的价值。如今，点校本《史记》修订业已完成，其余各史亦将陆续出版。季羡林期待的时刻，正在来临。（本报记者 杜 羽）（相关报道见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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