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经学研究的特色

    林久贵，男，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2012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阮元经学述论》。

博士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周国林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爱平 武汉大学教授 谢贵安

    阮元（1764～1849）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他一生学术成就巨大，在学界被奉为“山斗”。阮元的学术重心在经学，其经学研究，一方面在对古名物、典制的考证，力图还古名物、典制本来面貌，具有典型的乾嘉朴学之风；另一方面在对经学领域诸重要范畴的阐释，努力廓清千百年来重重误说，推明原始儒家经义，倡导新的经学观念及新的经学研究范式。因此，阮元的经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

    其一是遵循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术宗旨。训诂考据是汉学家治学的主要宗旨和方法，义理探求则是宋学家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阮元虽然生活于人们“竟尚考订”的乾嘉之世，但他的经学研究并没有走入为考证而考证的死胡同，相反，他早在35岁之时就指出“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的学术弊端，因而选择用注释《曾子》的形式来发明圣贤言行，“以济近时流派之偏”（张鉴、黄爱平《阮元年谱》），努力倡导将训诂与义理有机结合的学术范式。

    因此，阮元治学“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左盦文集·近儒学术系统论》），极力“推明古训”，复兴“古学”，还经文本来之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证精神；同时，又强调“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集·冯柳东三家诗文疏证序》）、“有训诂而后有义理”（《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把训诂看作义理之学的基础，希图通过对一些“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而后人置之不讲”（《揅经室集·释顺》）的文字的训释，推阐经典所蕴含的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

    其二是辩证看待“崇古”与“求是”的学术之道。清人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闻道”，或如阮元所言，在“推古圣贤训世之意”，故他们多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道”在六经、孔孟，故凡离孔孟愈近的人，其言愈接近孔孟，亦愈接近真实，且时间愈后，经义愈失其真，儒家经典受到晋、唐后释、道二氏之说的影响及经由宋、明儒缺少文献基础的阐释，已经失真，要寻求圣贤之道，只有回到汉儒的训诂中去，因为汉人离古圣贤的历史时空距离较近，他们对圣经贤传所作的训释也就相对接近历史的真实。因此，清儒多表现出“崇古”“尊汉”的学术风尚，王鸣盛“学莫贵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西庄始存稿·古经解钩沉序》）、钱大昕“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经籍籑诂·序》）、惠栋“若经学，则断推两汉”（《九曜斋笔记》），即是典型代表。

    经学研究“崇古”的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绝对以古为是、以古为真、惟古是求，就不具合理性了。学术当以“求是”为鹄的。惠栋“惟古是求”固然不尽合理，王鸣盛以“求古”即“求是”“舍古无是”却更偏离了“求是”的正轨。

    阮元在经学研究中亦认为，“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也表现出“崇古”“尊汉”的思想。但是，阮元“崇古”而不“惟古”“泥古”，他只是以古近是、以古近真，并非绝对以古为是、以古为真。他在坚持“实事求是之道”的原则下，又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特点，既有所持守，又讲求通达，辩证看待“古”与“是”的问题，努力做到“崇古”与“求是”的统一，“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揅经室集·焦里堂群经宫室图序》），不必株守汉、唐学者旧注，“学者所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则善矣”（《揅经室集·引书说》）。

    其三是持守“求实”与“致用”统一的治学路径。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实黜虚”。阮元生于朴学大盛之世，深得乾嘉诸儒为学“务实”之旨。他认为，经学自汉以后，由于受到释、道二氏的影响，已经走向了虚玄之境，晋、宋、明儒空言说经，缺乏文献依据，因而他力倡以“实”说经、以“事”释经，“圣贤之学，皆就庸近朴实处言之行之”（《揅经室集·四知楼说》），像《论语》《孝经》所言，最为平实，其“穷极性与天道而不涉于虚，推极帝王治法而皆用于中，详论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归于实”（《揅经室集·石刻孝经论语记》）。他还通过释“仁”、释“性”、释“一贯”、释“格物”等，充分阐述其“实学”观。

    阮元在经学研究中，以训诂的方式还经典以原儒本义，努力以“事”释经、以“实”说经，一方面具有批判晋、唐以来儒者空言说经、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还具有将古圣贤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实践意义，将“求实”与“致用”有机结合起来。基于此，阮元的经学研究，少有“向上一层”的探索，而是一一归本于社会政治与伦理，以为“经世之具”，有较浓厚的实用色彩。如他阐释“一贯”的“贯”为“行”“事”之义，即人人皆身体力行的“实行”“实事”（见《揅经室集·论语解》）；他把“格物”之“格”训为“履而至”“实践”，把“物”训为“家国天下之事”（《揅经室集·大学格物说》）；他释“顺”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揅经室集·释顺》）等，均体现出其学术的经世特色。

    正因为阮元倡导“实学”与“实行”即“求实”与“致用”结合的治学之道，故他不仅在经史学术研究方面成就辉煌，而且在察吏、抚民、治赋、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绩显赫。阮元曾作诗说“古人之砚古之式，用以揅经发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实，如石坚重效于国”（《 揅经室集·宋砚铭》），可见其拳拳“经世”之心。

    阮元经学研究特色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他的高官身份背景。阮元一生自30岁任山东学政起，多官居高位。作为清廷要员、封疆大吏，他时刻关注学术与治道的关系，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挖掘经典中蕴含的古圣贤精言要义，并推于世用。他的“稽古”之学，就是为其政事服务的，故其言曰：“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揅经室集·汉读考周礼六卷序》）又说：“学与仕合，济于实用。”（《揅经室集·循吏汪辉祖传》）

    其二是他善于批判、吸纳与继承前人学术。作为一位经学研究者，阮元是主张对经典作义理探求的，他对晋、唐后一些儒者的批判，主要是不满他们受释、道二氏的濡染太深；他对宋学的批评，也重在批评宋人学术方法及陆王心学所形成的空疏学风，而对宋人学术以“圣人之道”为终极追求目标是深表赞许的。更为主要的是，他的义理探求是以训诂考证为基础的。

    其三是嘉道时期时局的变化。阮元阐发经学若干重要命题之旨趣的文章，多写成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嘉道之世。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阮元内心蕴藏了较同时代大多数士人更为沉重、切实的忧时济世之感，充满忧患与济世情怀的诗句在《揅经室诗集》中时时可见。他极力强调学术的“实践”“实行”“实用”功能，自有其良苦的用心。同时，以学术为经世之务，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承担社会、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意识。

    要之，阮元在治学上，既强调训诂考据的文献功夫，又致力于圣贤义理的辨析探索；既坚守学术的求实、求是精神，又着意将学术与世用紧密结合。他所倡导的这些学术观念，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使嘉道之世的清代学术，峰回路转，新路别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