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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21日 星期一

    红色谍战题材 思维趋同的危险信号

    作者:李惊涛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21日 14版)

        如果为红色谍战题材划一条质量曲线,其运行轨迹显然是波动中有所下滑。波动是由于《潜伏》《借枪》《黎明之前》《悬崖》与《风声》等优秀剧目时有出现,下滑则缘于大量平庸之作泥沙俱下,使中国谍战剧质量攀升乏力。

     

    假夫妻比比皆是

     

        枚举红色谍战题材模式化现象,假夫妻首当其冲。假夫妻的创意,或许始自1958年王苹导演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在那部反映我党地下斗争生活的作品中,原型李静安(李白)的地下工作经历,为编剧林金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军延安电台政委李侠临危受命,前往上海恢复建立遭受敌人破坏的电台,与纱厂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半个多世纪后,同名电视连续剧问世,该剧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量身定做的艺术产品,观众自然无从要求改变李侠与何兰芬的假夫妻关系。但是,广受追捧的电视连续剧《潜伏》生产于2008年,编导有理由在剧中规避假夫妻格局却没有规避。如果说《潜伏》因为孙红雷、姚晨较为出色的演绎,得到了对红色经典剧并不熟知的“80后”“90后”们的认可,让中老年观众找到了记忆中的亲切感,尚可理解;那么,2009年生产的谍战剧《地下地上》,依旧沿袭假夫妻旧套路,就令人遗憾了。剧中乔天朝与王迎香的关系,无论形神,都和《潜伏》中的余则成、王翠萍一般无二。剧中的女主角,一样不谙谍报技巧,一直不断地捅娄子。而其后生产的优秀剧目《悬崖》,也难逃窠臼,未能免俗:周乙发妻孙悦剑,只能眼睁睁看着顾秋妍与丈夫成为假夫妻,原因仅在于她不会发报。没有假夫妻好像就构不成红色谍战故事,但是,长此以往,一定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

     

    冒名顶替成模式

     

        与假夫妻孪生的,是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红色经典母本,可以上溯到1956年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卢珏执导的电影《羊城暗哨》、1958年严寄洲与郝光执导的电影《英雄虎胆》。但是,仅仅追溯到此显然不够。或许可以认为,冒名顶替导致的错认身份,在文学作品中有原型意味,如“真假美猴王”“真假公主”“王子与乞丐”等等。但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以冒名顶替的方式从事间谍活动,是否已经成为国、共、日、伪之间常用的谍战手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说电视剧中赵浚凯执导的《羊城暗哨》,李文歧执导的《林海雪原》、陈键执导的《英雄虎胆》尚可用改编自我解嘲;那么,2011年谍战剧《我是真的》中郭晓东、王千源为真假桑义州较劲;同年上映的《密使》中侦察队长于明辉串演孪生哥哥、军事专家于明阳;2012年《蝴蝶行动》中孪生姊妹赵欣梦、北条千代子演绎“影子计划”,就让人觉得,编导如果不是对模仿情有独钟,就是对创新放弃追求了,而这是思维趋同的危险信号。

     

    女性身份沦为美女符号

     

        双料身份的美女间谍,几乎覆盖了大部分谍战剧,恕不一一罗列。此类剧作摩肩接踵而来,令人恍惚感到,所谓“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说法,并不恰当。原来她们并没走开,而是被影视编导们妆扮一新,送进了谍战剧,并且成为主力军。这种以商业看点为目标的追求,使大量谍战剧热衷于将女性身份符号化,要么是打入军统保密局的机要秘书、电讯股长,甚至行动处长;要么是政要千金、军官姨太,甚至是风尘女、交际花。前者以智慧、果敢为手段,后者则以身份、色相作媒介。这种将中国女性身份在谍战剧中标签化的现象,是沿袭性思维的典型产物,不仅掩盖和抹杀了女性在谍战中的实际建树,而且误导了观众的审美情趣与取向。

     

    缺乏原创是关键

     

        红色谍战题材陷入模式化沼泽,首先与影视制作者缺失原创精神有关。从制作者角度讲,翻拍红色经典,以当代意识重新演绎峥嵘岁月与复杂人性,无可厚非。但由翻拍而戏仿,仅仅通过观摩、借鉴便以剧生剧,在范式内制作,必然导致思维趋同,作品同质化。当然,如果仅对影视制作者责以全责,未免失之公道。因为第二,院线与媒介的供需要求,也是重要的影响力。从产销平衡角度讲,受票房与收视率的制约,影视制作者无法无视院线与播放媒体的诉求,必然导致以流程化生产方式跟风而上,批量制造。对于优秀作品的生成规律,这种跟风戏仿所构成的干扰是必然的。第三,从接受心理角度分析,社会的快餐式消费与快闪式审美,客观上为模式化作品的生成提供了土壤。显而易见,社会意识的平面化和碎片化,都以与“快”为矢量标准的信息时代有关。“信息爆炸”使一切都来得快、去得快,令人无暇静心甄别爆炸的信息中哪些是原创的、哪些是复制粘贴的。

     

        合理性并不一定合目的性。红色谍战题材的模式化具有合理成因,并不表明模式化本身的优势,因为模式化不具备创新基因,也就成为了艺术创作的大敌。一个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有自身的精神高度,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应该丧失其应有的品格。当《美丽生活》走上银幕时,我们知道揭示法西斯的残酷性原来还可以有童心视角;当《天与地》来到观众面前,我们知道对于战争的反思,还能够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介入。红色谍战题材,为什么不能尝试突破呢。谍战也是战。既为战争,就不是儿戏。谍战的成败,每次都是个案;既为个案,必然与模式化背道而驰。这既是谍战法则,也是热衷于红色谍战题材编导们必须遵循的艺术法则。它不在跟风和戏仿中,而是在历史与生活中,需要去发现和原创。(作者为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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