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你的孩子,刚满15岁,高中还没毕业,就提出休学,去偏远农村走访比他还小的穷孩子,你会答应吗?
他的孩子,他答应了。
他是唐湘岳,光明日报湖南记者站站长。
在一片质疑声中,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记者的唐大柏给他投了一张“赞成票”。老先生说:“我从事新闻工作50多年,拍的照片足以用箩筐挑,但是,我最成功的作品只有两个:一个是儿子唐湘岳,一个是孙子唐天。”
唐湘岳是6次中国新闻奖、一次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获得者,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唐天虽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考大学,但他用3年多时间,走遍湖南、广西的贫困山村,捧出一本带着少年体温的纪实文学《我的乡村伙伴》,入选原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只有把耳朵贴在大地上,才能听到草木的叹息”
去年9月份,唐大柏刚刚过完80岁生日,记者走进他家。十几平米的书房,有两面墙是书柜,收藏摆放的全是他拍的新闻照片和剪报资料。
温文而雅、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告诉记者:先前他当过区团委书记、县法官、县委办公室干事,可是鬼使神差,他就是想当记者。
“1952年,我还是《湖南青年报》特约记者,从白水站上火车去长沙。车厢里全是人,有几个农民,拿着扁担,站在车厢连接处。列车员走过来,见扁担碍事,一边踢扁担,一边喊‘靠边’‘靠边’。我当时很气愤,扁担是农民的谋生家什,你踢人扁担不等于踢人饭碗么?于是我就给《人民日报》及《湖南日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居然发表了。”
后来,唐大柏如愿以偿当上了《湘阴县报》记者。1960年,他作为湖南省唯一的新闻界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从北京回来,湖南日报总编关建平告诉他:“别回湘阴了,直接到《湖南日报》来报到吧。”从此,他一直在《湖南日报》做摄影组组长,兼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在老人家墙上,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幼童,身着短袖衫,头戴太阳帽,肩挎莱卡相机,单薄的身躯和硕大的相机有一种夸张的美。“这孩子就是湘岳。当时才3岁。照片的标题就叫《小记者》。”唐大柏说。
21年后,“小记者”唐湘岳从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湖南日报社,成了唐大柏的同事。有一天,全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发现外面浓烟滚滚,“老记者”和“小记者”四目相对,心领神会,扔下饭碗就往现场跑,一个拍照,一个采访。一组《军民齐心协力灭火灾》的图片在湖南日报上发表,时效性强、现场感足,获当年湖南省好新闻一等奖。
后来,“小记者”被调入光明日报湖南记者站。不久,“老记者”也从湖南日报退休。然而,每一个重大新闻现场,都是父子齐出阵。无论是“举报人的命运”、“解救小人质”、殴打教师事件、“98抗洪救灾”、“08抗冰救灾”,还是典型人物系列报道,如刘先和、胡昭程、李春华、刘庚生、胡卫民、刘朝华、石雪晖、李黎明、刘真茂、胡志鹏、何遥……都有父子俩一起采访的身影。1998年,洪峰逼近洞庭,一路上都是紧急转移的老百姓。麻塘大堤上,除了解放军,就剩这对连救生衣都没穿的父子记者,急得解放军战士直喊:“危险,快离开!”
了解唐湘岳的人都知道,他是每逢采访必到现场,最长的采访持续十几年,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过度采访”。唐湘岳一笑,说:“只有把耳朵贴在大地上,你才能听到草木的叹息。如果你不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你就没有办法真切感受他的快乐或忧伤。”
湘潭大学学生胡志鹏,两个姐姐因病相继去世,八旬的奶奶双目失明,双耳失聪。2011年志鹏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2012年父亲又被诊断为肺癌。
第一次到志鹏家,尽管事先知道一些情况,但唐湘岳父子还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家四口,备了三口棺材,志鹏、爸爸、奶奶,三代人都做好了最后的打算!
然而,在记者面前,志鹏总是笑呵呵的。房间里挂着一本旧挂历,上面亮堂堂4个字:光明在前。
“你为什么总喜欢笑?”唐湘岳好奇地问。
志鹏沉默了一会儿,又笑了:“我本来是个乐观的人。这些年家境逆转,噩运不断,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哭在心里的我,一个是笑在脸上的我。去外面看病时,看着别的病人都有人陪,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扶着墙去,扶着墙回,想着想着,我就哭了;回到家,见到爸爸妈妈,我又马上转哭为笑。爸爸是癌症晚期,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妈妈已失去两个女儿,眼下只有我这条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她的命根了。我‘笑’,是为了孝敬爸妈,这是儿子唯一能尽到的孝心了。”
原来,“笑”是为了“孝”啊!唐湘岳父子背过身去,掏出纸巾擦拭泪水。
《志鹏的翅膀》《志鹏的日记》《志鹏的兄弟》《志鹏的演讲》……一篇篇饱蘸着泪水的报道,在光明日报陆续推出;一份份爱心,向志鹏家的小屋汇聚。
“一双翅膀受了伤,也可以飞向自己的蓝天,请你试着再坚强一点,让梦想从容走得更远……”青年词作家彭亮和作曲家江晖夜以继日,为志鹏谱出《我们的梦没有终点》和《爱是一家人》两首曲子;青年歌唱家谢佳卿、张映龙亲自到志鹏家,倾情演唱;湘潭大学、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为志鹏筹款36万多元。
“苦难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像驼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只能勇敢地面对。”多年来,唐湘岳父子奔赴在三湘大地上,为贫困农民、为山村教师、为每一个在困境中奋斗的人,泣血呼号。
宜章县迎春镇中心小学校长李黎明,扎根山区27载。头一天晚上临睡前,还没忘了给睡在他屋里的13个留守儿童掖被角,第二天早晨就再也没有起来,几天前,他就说浑身酸痛,胸口发闷,却没想到去医院,只是叫来同事,按当地土法刮痧,没刮几下,听说退休教师彭石根家电路起火,抬腿就跑了。去世后,人们才发现,李校长一生都没做过一次体检。
唐湘岳来到宜章后,发现“李黎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老师啊,您在讲台上还能支持多久?”在《李黎明:丰碑树立在人民心上》系列报道陆续刊发的同时,一项针对乡村教师健康状况的调查同步进行。唐湘岳在光明日报推出“关注乡村教师”专栏报道,呼吁国家像实施“希望工程”一样,启动“黎明工程”,为乡村教师解困,被乡村教师誉为“感天动地的行动”。
“他的报道感性让位于理性,而又让理性饱蘸了感情”
1993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光明日报编委会关于嘉奖记者唐湘岳的决定》,表彰他在采写通讯《举报人的命运》时,展现出的职业道德、工作作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张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如此隆重地表彰本报记者,这在中央主要媒体中,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可见,编委会确确实实被自己的记者感动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忆起当年的那次采访,唐湘岳仍然感到惊心动魄——
衡山县破获一起印制淫秽书籍大案,印书的人没有得到惩处,举报人李锦州、旷爱日夫妇却因为“砸了厂里人的饭碗”,而东躲西藏。
“岂有此理!”5月23日,唐湘岳和父亲赶到衡山。一个老太太隔着门缝打量了他们半天,确认真是记者之后,才把他们让进屋。
“当时,坏人扔到屋里的砖头,砸坏的花盆,都还散落在地上。”唐大柏回忆。
老太太告诉记者:“他们俩口子躲乡下去了,孩子也转学了,我害怕……”
当晚,唐湘岳与县委取得联系;5月24日上午,与县委副书记邹大华一起,费心周折找到旷爱日,当晚11时,县委在招待所召开表彰会,为李锦州夫妇记功,奖励现金500元;5月28日,印刷厂厂长、副厂长被撤职,公安机关组织力量追捕不法书商。
生活中的唐湘岳斯文、平静、温和;然而,面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他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1995年5月,唐湘岳应邀参加全省“两基”达标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报道,“一基”是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一基”是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本来是采访先进,却碰上一件“扯后腿”的事:长沙县跳马乡复兴小学操场被包工头非法占据,旁边建砖窑,操场堆砖,一堆就是8年。两任校长腿跑细了,嘴磨破了,没人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沙县是“两基”先进县,副县长是先进个人。“你不是先进个人吗?先管管这档子占校园的事!”湘岳当即将了副县长一军,拉他到复兴小学采访。副校长找个借口,金蝉脱壳——溜了。唐湘岳愤然退出“先进典型”采访,千方百计,找到了包工头,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咄咄逼人的问话——
“你知不知道长沙县是全省普教先进县,副县长是先进个人?”
“知道。”
“你的行为是不是给县里抹黑,给你们县长脸上抹黑?”
“是给领导抹黑。”
“5月20日前我再来看,砖搬没搬走,窑拆没拆!”
唐湘岳说罢,趁热打铁,递上采访本,让包工头当场写下保证书。
5月18日,复兴小学校长打来电话:“包工头派来拖拉机搬砖拆窑哪!”
5月20日,复兴小学的孩子们在操场上上了八年来的第一堂体育课;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消息《八年第一课》。
时光如梭,风华正茂的“小唐”,头发一天一天稀疏,“地方”开始支援“中央”了,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当初的“小唐”,变成了“老唐”。但是,“老唐”稿件的产能一点都不减,冲击力一点都不弱。
倒是他的老师,谦称自己是“我学生的学生”的吴恭俭教授,在唐湘岳前前后后的报道中,捕捉到了细微的变化,与先前的咄咄逼人相比,“他的报道感性让位于理性,而又让理性饱蘸了感情,很少让它外泄,热情往往被冷峻包裹,抑或被喜剧式的幽默讽刺融化。”
原来,唐湘岳是把自己的锋芒用铁甲包起来,用力去撞击更大的一堵墙。
看病人多开药,开检验单提成,收红包、拿回扣……是医疗行业“路人皆知”的潜规则,但就是无人“冒险”较真。终于有一天,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出现了,从医院内部捅开了盖子——这个人就是娄底中心医院医生、娄底市政协委员胡卫民。
这一捅不要紧,仿佛捅开了马蜂窝,无数个“马蜂”向胡卫民蜇来。“胡卫民,你为什么还不滚蛋?你有点‘发宝气’,不应该当医生,应该去精神病院当院长!”有人给他打电话;就连来医院调查医疗腐败的人也责怪他:“老胡,你40岁的人了,咋还不清白,人家不敢说,你充什么好汉?”“不清白”、“发宝气”在湖南话里,是“犯糊涂、冒傻气”的意思。
胡卫民意识到:潜规则这玩意,你明明看着它是一层纸,一头撞过去,背面却是一堵钢筋水泥墙。
唐湘岳坚定地站在了胡卫民一边,连续在光明日报发文章:《他为何离开这家医院》《“为民医生”胡卫民为何举报医院问题》《“为民医生”的苦恼》……在许多媒体都习惯于说拜年话、唱欢乐歌的背景下,孤独的唐湘岳也和胡卫民一样,“发宝气”、“不清白”。
唐湘岳是光明日报最著名的记者之一,省委书记都到家里拜访过他,可是,估计没有人能想到,他至今仍然住在长沙八一路附近的一栋老楼里,屋外的墙皮和屋内的装修一样破旧。推开房门是一张小沙发,在沙发上一伸手,能摸到他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是个书架,书架后面是全家的卧室。知情人说:“湘岳没有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一家三口一直住在记者站的办公室里。”
记者站站长,副局级,级别不算低;可是他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采访时,他是记者;出行时,他就是一个司机。
去湖南采访时,我坐过唐湘岳的车,明显感到,他驾驭汽车的能力,包括他驾驭人情世故的能力,比起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差多了。真像胡卫民说的那样,他“真诚、执著、锲而不舍”!
“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坚信:找对了方向”
唐湘岳家还有一张照片,一个幼童,身着短袖衫,头戴太阳帽,肩挎相机,单薄的身躯和硕大的相机有一种夸张的美。不过,这张照片的“小主人公”不是唐湘岳,而是他的儿子唐天。
在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案件中,一些贪官嘱咐自己的子女“不要再从政,不要子承父业”。而唐湘岳却一直希望儿子做记者,就像当年父亲培养自己一样,来培养自己的儿子。
不过,唐湘岳承认,儿子15岁就一脚踏进了新闻圈,是他始料未及的。
2005年夏天,湖南少儿出版社准备出一个系列的社会纪实作品,希望有个小作者能从孩子的视角,去体验乡村、去解读同龄人的境遇。
唐天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孩子不仅有写作天赋,而且喜欢关注社会,目光犀利、见解独到,在报刊上发过不少文章,还开过专栏。
“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唐天身背硕大的黑色耐克书包,脖子上挂着一副MP3耳机,白皙的皮肤,酷酷的头型,时尚,阳光。”湖南少儿出版社的编辑李芳承认,那一刻,她头脑里闪过一个疑问:这么时尚的孩子到农村,能适应么,能融进去吗?
“我行!”唐天的自信给了李芳信心,也为自己争得了机会。
刚开始的日子,新鲜、好玩、刺激,蹲圈的猪,犁田的牛,争食的鸡,还有乡下那些无拘无束疯玩的孩子;然而,真正和他们一起坐下来,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唐天还是被他们的贫困、无奈和苦难震撼了。原来,在城里孩子看来习以为常、甚至厌烦透顶的去学校读书、与长辈团圆,对他们来说竟是“不能承受之重”。
张家界市永定区崇山小学11岁的小学生李娟,是唐天下乡后见到的第一个农村孩子。这个光着脚丫、每次要走十几公里路上学的孩子,这个一眨眼功夫就从树底下爬到树梢的野丫头,一提起爸爸妈妈来,目光立即黯淡下来。
爸爸在外打工做木匠,很少回家;妈妈在她4岁的时候跑了。“她妈妈嫌这里太穷,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辈子呆在这里不如不活,然后就走掉了。”李娟的奶奶告诉唐天。
“你想妈妈吗?”唐天问李娟。
“不想。”李娟回答,很干脆。
“为什么?”
沉默。
“为什么?”唐天又问。
“大山都没有留住她!”
那一刻,唐天发现,倔强的孩子眼里满是泪花……
李林山是岳阳县三荷乡平龙小学五年级学生,爸妈在外地打工。大姐读职高,一个月回家一次;二姐在中学读书,周末才能回家。每次回来给他做一次饭,够他对付一个星期。村民们经常看见李林山饿得捂着肚子蹲在墙边。
有一天,一位村民以为李林山父亲回家了,就来找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开,但隐约感觉屋里有人。门没上锁,他进去到房里一看,李林山一人躺在床上,呼吸紧促,满头是汗。原来,他发烧了,躺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
来到李林山的学校,校长也有一肚子苦水:“每个困难的学生,我们都想帮,但我们没有能力啊!我们学校300多师生,7个班,只有6间教室,只好把食堂腾出来上课。”
随着接触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多,唐天,这个参加过快乐男声比赛的孩子,在许多城市孩子沉溺于“小时代”的奢靡之时,看到了太多生活背面的真实。他困惑:同在一片蓝天下,城乡差别怎么就那么大?他愤懑:为什么有些人愿意把很多的钱撒在天空,让焰火绽放出美丽却虚幻的花朵,而忍心让祖国的花朵赤着脚坐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他思索:袁吉脸上的疤(跟着爸爸出外打工时被摩托车撞的)可以通过医学修复,但孩子心灵的伤疤,是不能修复的。
本来,说好利用假期采访,但是眨眼之间,假期就过完了,于是唐天提出休学。“我宁愿自己推迟几年接着读,也要为乡村孩子呼吁,让更多的乡村孩子有书读。”他愈往农村走,愈加欲罢不能!
父亲和爷爷支持了他的决定。唐湘岳说:社会也是一本大书,面对这本书,他毕业了。
少年唐天不仅有孩子的天真,还有一份深沉和大爱。
媛媛不能接受母亲改嫁,与家里人关系紧张,唐天帮助她与妈妈沟通;亚纯“叛逆”,一言不合掉头就走人,唐天鼓励她向妈妈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吴家三姐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但学费是一道过不去的槛儿,唐天和妈妈商量,资助她们9000元钱……
唐天长大了。从此,在三湘大地的城市街巷、乡野村屯,凡是有重大新闻发生的地方,你都能看到一老一中一少奔波的身影。
在宜章县长策乡,祖孙三代人共同翻越四座大山,趟过三条小溪,爬上海拔1600多米的狮子口大山。在没有公路、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与现代生活几乎隔绝的大山里,唐天与大山卫士、“当代活雷锋”刘真茂一起巡山、拍照、采访。20出头的小伙子,下山后胡子长出老长一截,像个小野人。父亲和爷爷在山下迎候他的时候,目光里既有不舍,更多的是欣慰。
唐湘岳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0年采访刘真茂的时候,刘真茂的妻子尧臣香一开始并不配合。2012年再去采访,恰逢刘真茂下山办事,和妻子都在家。我们第一次对她妻子采访。
我问:“这些年,你对刘真茂有意见吗?”
回答:“你问他。”
我问:“刘真茂关心照顾你吗?”
还是那句:“你问他。”
一连几个“你问他”,把刘真茂搞得不好意思了。
尧臣香眼泪流出来了,头偏向一边。
刘真茂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阵沉默。
“他对这个家庭不够负责,但他对狮子口大山负责,对国家是负责任的。”尧臣香说。
其实,哪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不都面临着家与国、忠与孝、舍与得的选择?刘真茂这样,唐湘岳一家不也是一样吗?
唐湘岳的妻子,原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结婚那年刚刚20岁。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从单位全身而退,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唐天原来就读的是长沙雅礼中学——长沙四大名校之一,高考的名校录取率一直非常高,而唐天放弃了高考。
我问唐天:“你对自己的选择后悔吗?”唐天摇了摇头,沉默了好长时间,眼睛望着窗外。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是一株向日葵,永远地向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唐天说,“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坚信:找对了方向。”
唐大柏、唐湘岳、唐天这三代人,有摄影师、记者、小作家,他们各有所长,但都特别能战斗。哪里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或有值得宣传的新闻人物出现,他们就集合起来,带着相机、采访本、电脑出发。他们的目标,永远是基层!(本报记者 毕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