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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瑞士导演乌里·梅尔拍摄的一部名为《提比和他的母亲们》的纪录片在瑞士德语区公映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影片讲述了一个叫提比的藏族男子在瑞士被收养了近40年后回到印度寻亲的故事。故事因为真实而格外触动人心，一个被瑞士家庭收养的藏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完全是被人为制造的。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谁该为这场被人道主义理想和政治所裹挟的闹剧负责？
提比是于1963年7岁时作为“孤儿”被一个瑞士家庭收养的。虽然有养父母的悉心照顾和瑞士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背井离乡的愁苦成为了他心中不能弥合的伤痕。其实，这个真实故事的硬伤在于，它开始于一个错误和谎言——提比并不是孤儿，却被人为地制造、遴选成为了藏族孤儿。在纠结中成长的提比在成年后曾回过一次印度寻亲，但已经在瑞士生活了多年的他那时就发现，他早就已经从心理层面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他们无法交流思想，不能理解对方的喜怒哀乐。他的那些血肉至亲最终被镶嵌在了他永远回不去的故土之上。在将近40年之后，提比和他的瑞士家庭一起再一次踏上了回印度寻亲之路，影片就是这一过程的记录。
9月11日，瑞士德语区影响力最大的《新苏黎士报》专门撰文针对纪录片提及的藏族孤儿问题进行了揭露，文章标题是《“藏孤”不孤——一份瑞士商人与达赖私下达成的收养协议引发质疑》。同时，该报还发表了“达赖的道歉极为重要——对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导演乌里·梅尔的专访”。一石激起千层浪。
谎言的开场
其实，提比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据《新苏黎士报》报道，像提比这样当年被瑞士人收养的藏族“孤儿”共有200名，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父母都还健在，这些藏族儿童还是根据一份私人协议被当作“孤儿”收养了。提比作为一个极端的案例，甚至是在未经其生母同意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抢走的。事实上，这200名被寄养到瑞士的藏族“孤儿”中，只有19人是真正的孤儿，其余的至少仍有单亲，有的甚至父母双全。而披露出这一重要真实信息的正是促成此事的瑞士商人查尔斯·埃西曼。
据报道，埃西曼是瑞士奥尔滕州的商人，他曾担任阿特尔电力公司负责人长达30余年。自1960年起，经达赖同意，他先后认领过3名西藏孤儿。后来，基于在电力公司积累的广泛人脉，他向达赖允诺，会帮助200名西藏孤儿寄养到瑞士家庭以及位于特罗根州的佩斯塔洛兹儿童村。其实，埃西曼是一个热心人，他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先后约谈了近300对父母，就是为了审查领养藏族“孤儿”的家庭资质。他为了私人的领养行动尽心倾力，花了不少时间与瑞士联邦政府和媒体互动交涉。
影片导演乌里·梅尔在接受《新苏黎士报》采访时说：“在影片摄制过程中，我的荒谬感越来越强。当年，提比是在父母不知情，也就是没有得到他们许可的状况下被带到瑞士的。”导演梅尔在接受《新苏黎士报》采访中说，从达赖和埃西曼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达赖的愿望是让这些孩子按照西方的标准接受教育，成为精英，而后回到西藏流亡政府中服务。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在信中没有谈及与亲生父母骨肉分离可能造成的心理不适。相反，却多次提及“儿童交易”。对此，导演梅尔曾试图采访达赖，并向驻日内瓦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提出申请。不过，他说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埃西曼儿童的悲惨命运
导演梅尔在报道中称：“其实影片主人公提比的命运在所有的悲剧中算是比较幸运的。当然，肯定也有一些寄养儿童的结局不错。但是，通过影片的拍摄，我也了解到太多悲惨的故事。有些人到了中年，仍然无法适应自童年时代起发生的命运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苏黎士大学1982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瑞士长大成人的西藏人中，唯有埃西曼儿童出现过自杀现象。这不难理解。商人埃西曼地个人愿望是收养流亡儿童，达赖的意图则是通过输送这些“孤儿”来培养未来的反华“精英”。但是，有没有人考虑过“孤儿”的感受？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在这出闹剧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并洋洋自得，唯独”孤儿“的感受被忽略了。这也是为何最终大家都没有满意的原因。
从情感上，与亲人的分离注定是反人性和不人道的，这无需证明。从结局上看，所有的200名藏族“孤儿”，最后没有一个按照当初的设想返回家乡，加入分裂运动。报道中强调，约90%的埃西曼儿童在抵瑞几年之后就忘掉了藏语，仅凭这点就加深了他们日后与亲生父母交流的困难。而西藏文化的传承在这里也就无从说起。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区内部，这些埃西曼儿童也愈发成为边缘人。与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安置在佩斯塔洛兹儿童村或其他正规的难民相比，他们因无法讲或只会说几句藏语而经常遭到周围人的嘲笑。
瑞士学者的评论
本报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瑞士洛桑大学的研究员奥托·科布，他说，藏族“孤儿”的收养计划当时可能是为了培养未来藏族的“精英”，不过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这些藏族孩子不得不与至亲分离，而且许多是在没有得到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带走。很明显，这些藏族“孤儿”在一定程度上被瑞士文化所同化，而他们的瑞士家长们，自然没有传承西藏文化的能力。在这种前提条件下，那些西藏“孤儿”们自然不会有意愿按计划回去。
科布说，这些藏族孩子来瑞士时年龄尚小，很快就忘记藏语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让他们与本身在瑞士的藏人社区难以沟通。小小的心灵，要跨越西藏和瑞士两种文化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实际上承担了不可能完成的希望。达赖自然不可能预见到这些困难。其实，不少藏人在印度生活悲惨，有些甚至被派去一线替印度参战，比如提比的父亲。而像提比的母亲，则在做筑路的苦力。这样一来，他们根本无法照顾孩子，所以才把孩子都放在了流亡政府的幼儿园。这本身是基于信仰和信任。当然，现在这些藏族“孤儿”的父母们可能已经不在了，或是因为各种原因不知所踪。科布强调，很不幸的是这明显只是一系列西方妄图“帮助”西藏的失败案例之一。其实，不少西方的做法正起到相反的作用。西方的研究人员应该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好的契机，好好反思这么多年来，西方在西藏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而不是始终固执地抱着旧有观念来看待问题。（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李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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