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思维破局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产业结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市场环境等方面多管齐下，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而遗产税仅能在再分配领域发挥调节作用，不可能“药到病除”，一举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和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

    近日，媒体关于开征遗产税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与民争利”“向死亡征税”等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理性认识遗产税的功能与定位，就不难发现，此番“谈税色变”之态很大程度上并不必要。遗产税是一个“小众”税种，往往只是针对国家中极少数富裕阶层征收，因此又被形象地称为“富人税”。例如，2011年，美国所征收的遗产税中，需纳税人数不足5000人，且近八成来自收入位居前1%的富人。正因为遗产税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因而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在我国，遗产税也不算一个新鲜话题，早在民国时期就曾开征。改革开放后，随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遗产税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1年通过的“八五”计划中就已提出要通过遗产税对过高的收入进行必要调节。特别是着眼于我国目前形势，基尼系数已直逼0.5，“房婶”“表叔”“富二代”们也不断撩拨着民众的神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而遗产税作为对个人所得税的有益补充，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避免社会阶层固化、鼓励后代勤劳致富，而且对于完善财产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也颇有助益。从长远来看，开征遗产税是有必要的。

    然而，我们也不宜对遗产税抱有过高的期望。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产业结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市场环境等方面多管齐下，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而遗产税仅能在再分配领域发挥调节作用，不可能“药到病除”，一举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和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

    良医用药需讲究时机，我国开征遗产税也不能急于求成，而应理性评估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财产登记、申报和评估等制度，对于遗产税可能带来的抑制储蓄、资本外逃等负面影响的应对准备也还不够充分。此外，我国浓厚的家族继承思想和尚待成熟的社会财富观，也可能造成一定的观念阻力。客观来看，立即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国不适合推行遗产税，而是强调要加快配套制度的建设，并且在时机与路径选择上也应更加审慎。

    虽然遗产税这只“狼”暂时还来不了，但“未雨绸缪”方能“闲庭信步”，抓紧对遗产税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税制设计上，要紧扣调节高收入的主线，不能面向工薪阶层等中低收入群体征收。具体来说，一是设置高额度的起征点。国际上遗产税起征点基本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倍，如美国2013年的遗产税起征点为100万美元。现在流传的80万元起征点的说法，来源于10多年前有关部门拟推出的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其内容早已不具可行性；二是设立最高税率不超过50%的多级累进税率。遗产继承所得属于非劳动所得，税率应略高于个人所得税标准，但也不宜过高，否则可能催生挥霍、浪费等不良财产观，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创造。例如，日本继承税就采取六级累进税率，其最低税率为10%、最高税率为50%；三是加强征管力度与可操作性，如采取便于征管的总遗产税制，探索与遗产税配套的赠与税制度，借鉴企业所得税中的双重税收管辖权、反避税制度等。此外，还应考虑如何设置合理的扣除项目以鼓励慈善事业，如何在央地间划分遗产税收益，遗产税收入是否专款专用于社会保障等问题。

    遗产税“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生动地表明了税法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反映了纳税人意识正在逐步觉醒之中。遗产税难题的破局需要税制设计之“术”，更需要法治思维之“道”。

    强调税收的开征须经立法机构，不仅是由于立法结果的高位阶与稳定性，更是基于立法过程的重要价值。在严格、规范、公开的立法动态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能够充分表达诉求、有序博弈角力，避免法案被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所绑架，从而提升遗产税方案的科学性。同时，立法主体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性质和立法过程中的民意吸纳机制，能够大大提升开征税收的民主性与正当性，消解民众的不满与对抗情绪，进而减少税收行政执法的成本、难度和风险，营造合作、融洽的新型征纳关系。可见，立法和改革并不矛盾，反而能够对改革起到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坚持税收法定、规范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治思维，正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大道”。而遗产税的破局之路，亦宜由此进发。（新闻观察员 刘剑文）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