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洲：小人物“活”在我的镜头里

    在日前结束的第37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由杨亚洲执导，根据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江苏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哺乳期的女人》获艺术创新奖。近日，杨亚洲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您导演的作品多数都在关注小人物生活、情感以及他们的命运，请问是什么缘由让你作出这样的选择？

    杨亚洲：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应该去关注现实。我的第一部电影《没事偷着乐》1998年上映，讲的是一个都市平民生活的故事，说透了小人物“活着”的酸甜苦辣。15年来，我拍的所有电影、电视剧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题材。我也曾想过拍以英雄、皇帝等为主角的作品，但那些人离我们实际生活太遥远了，还是拍普通人我心里有底。并且，观众对我作品的认可，也帮助并推动了我的创作。

    记者：您的新作品《哺乳期的女人》日前在第37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艺术创新奖，您是怎么想到拍这样一部电影的？

    杨亚洲：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非常注重人文关怀和艺术性，评委和主席都特别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作家毕飞宇的同名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改编的。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时，就有种莫名的感动，当时正好有位投资人找我拍电影，问我有没有特殊的题材，我立刻想到了这篇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拍摄进程被耽误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里反映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愈加凸显，可关于他们的电影却难觅踪影。考虑到这些，我决心要完成这部电影，我想通过电影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子越过越好，可一些心理上的细微变化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社会变化，我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记者：“墙内开花墙外香”值得反思，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杨亚洲：我认为这至少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目前国内电影普遍遵循谁投资谁宣传的市场规则，像《哺乳期的女人》这样一部中小成本电影，就难以引起人们关注。其次，我们亟待建立起一套健康的电影评论机制。如果影评人都是电影公司的代笔，真正有文化价值、精神内涵的好电影容易被埋没。最后，同样是国际A类电影节，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蒙特利尔电影节相较于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东京电影节等要陌生一些。在这三点中，我认为第二点最关键，我希望能尽早建立起健康的影评机制，引导观众不仅喜爱看商业大片，也逐渐接受反映现实的文艺片。

    记者：在您看来，电影对于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杨亚洲：我觉得电影不仅仅是平民的娱乐商品，更肩负一种功能，那就是用人性视角折射社会现状。也正因如此，市场上不仅有商业电影，也产生了一大批艺术电影。实际上，中国电影一百多年来，真正有口皆碑的正是那些撞击人的心灵、闪耀人性光芒的艺术电影。而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我会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将人文精神、现实关怀融入到我的每一部新作中。（本报记者 郑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