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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萨空了的简介，内容十分惊人。他曾任多家知名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编及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局长、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创建民委下属数家单位并主持工作等等。在这些成就背后，是过人的智慧、坚定的意志和全身心的奉献。
从《立报》开始
初接触《立报》，萨空了先接手了副刊《小茶馆》，一年后，于1936年正式任《立报》总编辑兼经理。这张小报的稿件，萨空了是这样组织的：“对于国内外新闻，在各通讯社稿件基础上，摘取其主要内容，变成简明扼要的消息；需要发详细内容的稿件，重新编写，力求文字简洁；对于当地的重要新闻或社会新闻，花大力气派自己的记者去采写；对一些吸引各界读者注目的社会新闻，则采取抓住不放的办法。”
《立报》对于中外瞩目的“七君子案”就做了突出而持久的报道。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了公开信《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响应，他代表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给四人回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立报》对于自己报道的方针也更明确了：“团结、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报》对之后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加大了报道力度。这些活动直接刺激了国民党当局，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得到消息时，当天的《立报》开印在即，来不及了解情况，萨空了决定先发消息，让群众知道七人被捕之事。当天的《立报》发售之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震惊与反应，国民党当局必须对这次逮捕行动进行说明并且按法律办事。以后，《立报》每天都要报道相关消息。
《立报》在上海终于打开了局面，成为小报中销路最好的一个，为促进联合抗日作出努力。但是很遗憾，1937年，上海沦陷，《立报》也不得不停刊。
1937年末萨空了只身到香港，适值潘汉年与廖承志在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他们一直关注并认可《立报》，以共产党的名义投资三千元港币，支持萨空了把《立报》再办起来。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萨空了担任总编辑和总经理。萨空了在发刊词中写道：“香港《立报》在经济方面，虽然和上海《立报》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精神方面却完全一致。”
副刊《言林》经常宣传来自共产党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步思想，还刊登一些特约航讯反映共产党的声音。一些敏感的青年从《立报》得到进步信息，就主动跑来，要求去陕北参加抗日运动，希望《立报》提供支持。萨空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我把这些情况向廖承志同志反映了。经过他们研究决定，让我作初步考察工作，然后把这些青年人介绍给廖承志同志，再由他介绍给广州，由广州的同志安排他们去延安。”一批革命青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了延安。
香港《立报》创刊不到半年，萨空了与亲近国民党的成舍我在立场和观点上发生了分歧，萨空了决定离开。当时正在为抗日运动奔走的杜重远为了建设抗日大后方，已经三渡天山去过新疆，他向萨空了解释：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已经打出抗日的旗号，还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他们辗转汉口的时候得以会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后来杜重远曾代表萨空了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周恩来表示他们现在在党外，比在党内更方便工作。
周恩来的这句话后来得到应验。1941年，邹韬奋代表救国会、廖承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找到当时在香港的萨空了，希望他在香港参加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救国同志会，由三党、三派组成，萨空了作为其中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成员接受了这个任务，出任督印人。创办《光明报》，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不承认除了国共两党外，中国还存在其他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在重庆没有公开宣布的可能，因此决定在香港办一份同盟的机关报，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同时为今后的宣传工作准备舆论阵地。在刊行之初，就提出“国内如有力之党派难抒发其言论，而大多数之国民顾未得自建其言论机关，本报愿贡献国人为言论抒发之公共园地，凡无背上列原则者悉为刊载”的原则。为避开新闻稿送检被扣发的危险，《光明报》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国政团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两个重要文件，惊动了国民党当局，香港政府在压力下多次对《光明报》的稿件进行扣压和删改，报纸常常“开天窗”。
虽然《光明报》经历了多次停刊与复刊，萨空了在香港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1948年，他担任中国人民救国会和民盟南方总支部国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为了让境外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从香港回到内陆、再辗转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萨空了奔走于驻香港的英国政府。负责这一系列工作的有廖承志、潘汉年、范长江等人，由萨空了出面联系英国政府机构租用船只。这样的安排有几个优势：萨空了的英语比较好，也不是太知名人士，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员。结果，一批由上海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通过这条水路抵达了解放区，为召开政协会议做准备工作。1949年6月，萨空了在北平协助胡愈之创办《光明日报》作为新中国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他出任秘书长，同时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萨空了与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结婚，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名字分别为萨新旗、萨社旗和萨共旗。1962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萨空了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那时萨空了的身体很不好，1972年6月，他通过了斗私批修检查，被允许回北京治病，儿女去车站接他的时候根本没认出来：“头发全白了，特别瘦，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样子。在湖北镶的牙特别难看，全都龇着。当时他是65岁，看着像七八十岁的人。走路抬不起脚，一点点往前蹭。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他的儿女现在仍收藏着27份斗私批修材料。
萨社旗毕业选择工作时有三个方向：去医院、当教师和当工人。在征询父亲的意见时，萨空了让她去当工人，“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萨社旗得到入党机会时，萨空了非常支持，“我父亲对子女的政治生活还是很关注的，他对党十分信任。”
新中国民族事业的践行者
萨空了出生于成都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从小在南方生长，与蒙古族没有太多接触，从没公开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与李维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是蒙古族。1950年，萨空了作为中央西北访问团副团长赴西北5省考察慰问，李维汉在车站对萨空了说：“你从现在起就恢复蒙古族的身份吧！”那次慰问，萨空了见到了蒙古人，尝到了奶食品，观看了那达慕，初次体会少数民族的生活。这也是他的民族工作的开端。
这个时期，萨空了接受了一个任务，组建一个演出团代表国家形象去各地演出，成员要由各民族组成。当时各民族最优秀的艺人被召集起来，包括刀美兰、崔美善等等民族精英，这就是最初的民族歌舞团。据他的儿女回忆：“父亲平时不怎么在家，我们跟他没有太多的接触，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时候到了周末，赶上民族歌舞团审节目，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去。我们对当时的演员都特别熟悉。”
1952年，国家为使“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决定创立民族出版社。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原中央民委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改进编译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总理便任命萨空了为出版社社长。
1953年1月15日，在椅子胡同的原参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着椅子来到东跨院的一个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当时在画刊组的林国志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萨空了。对于当时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我们这帮小年轻来说，那是个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办报人，现在是出版总署副署长。见他的心情，不亚于那些去朝圣的人。”
成立大会很简单，没有重要官员参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萨空了站在前面，宣读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国志的回忆中：“他讲话从来不坐着，都是走来走去的，也不用讲稿。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他的眼界很高，对局势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天天关在屋子里的人，听他讲话特别长见识。”
民族出版社建社的当年，出版物品种就已达140多种，超过了参事室时期所出图书种数的总和。除了翻译出版政策文件和《人民画报》民文版副册外，还为朝觐活动准备了中、阿、英三文种对照的《中国穆斯林生活》，在出版当年，就发行到38个国家。
民族出版社靠国家拨款来经营，萨空了在开门办社之初就说：“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工作得越好。”当时出版社出版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汉文出版的稿酬办法来计算，国家拨款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著作和翻译稿费。1953年3月，萨空了向出版总署和民委提交了报告：“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这个报告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机构制订稿酬制度的一个法定准则。后来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规定。这个解决方法使有限的资金可以用于出版更多图书，迅速推动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
萨空了对于选题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规范了选题由申报到确定的各个步骤环节。当遇到好的选题时，他会尽全力促成。清朝用蒙古、藏、维吾尔、满、汉五种文字编写的辞书《五体清文鉴》，反映了200年前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诸方面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却只存有抄本。当民族出版社的同志向萨空了建议影印出版时，萨空了直接请示了周总理，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时，故宫属文化部管辖范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正是萨空了的岳父郑振铎。“没有萨空了，这件事是办不成的。”庞宝光说道。图书出版后，一时在国内外特别是国际突厥学界引起轰动，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金奖，这是新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国际金奖。萨空了曾说：“我们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没做到的事情。”
从1955年《民族画报》创刊，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创办，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萨空了一直负责具体工作。画报的每一篇稿件他都会看，甚至标点都会改正。萨共旗回忆当时父亲的工作状态：“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书房改稿子。连夜送来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
“从50年代起，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趁记者都在北京的时候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萨社长只要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每请必到，”当时郝纯一是从新华社调到《民族画报》的，“萨社长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方面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注意的问题。萨社长说过，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萨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准确的。“萨社长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会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确，让我们一下就明白要怎么做。他没有架子，常常带着微笑，心平气和地讲话，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当时还是青年人的林国志觉得每次与萨空了的接触，都受益匪浅，“被他训一顿都觉得舒舒服服的。”
对于青年人的成长，萨空了非常重视。“当年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社里组织的夜校学习，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别好。”几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的老先生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还是很快乐。萨空了经常嘱咐：“出版社的编制不妨稍大一些，现在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们多吸收一些青年来，经过培养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出版社的干部来自各民族地区，在出版社工作一个阶段后，大多数又陆续回到本民族地区，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大众化传播思想
萨空了在《立报》副刊《小茶馆》的“点心”专栏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专栏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为的‘下层民众’的，它将努力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副刊称之为‘小茶馆’，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能进来坐坐。”
《立报》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办一份大众化的报纸，是萨空了的目标。曾有人说，《立报》是立着看的，“候电车时随手买来看的，电车上拉着皮圈看的，开电梯忙里偷闲看的，他们都是立着的。”看《立报》的多是劳动群众。
“我们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是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默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萨空了的这段分析，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国人精神麻痹的病源，“使全国人民觉得读报，真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
曾经有读者在来信中批评一些大报广告太多，文章也是无关痛痒的话，报价还很贵。而《立报》没有这些毛病，“只要省吃一根油条，已差不多够买一张。”他提议大家都来订阅《立报》，念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听。萨空了专门发表了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同意他的向民间推广报纸的运动。我们希望能在各地都有抱了为国家社会服务为职志的人，在各地创办像《立报》这样的报纸——以贱价卖意识正确的报纸给民众看，那真是可以救国的。”
而萨空了对于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是在办《新疆日报》以后：“在北平、上海和香港，我做了十几年的新闻记者，每天在写文章发议论，实际上那时我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行万里路’，对一般知识分子，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真的面对了事实，你才能懂得那事实中的问题之所在。”
后来，萨空了在民族工作中贯彻了这个思想。
萨空了一贯认为：一个出版社只靠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办，是不会办好的，一定要打开大门，依靠广大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坚持群众路线。这套方法，在今天的出版行业中也仍在使用。
萨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时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他在人美社专门成立连环画编辑室，汇集了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将一些经典著作改编成连环画。人美社的很多优秀连环画由萨空了带到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说起动因，萨空了自己做出解释：“中国十亿人口中八亿是农民，我国版图内多半数是民族地区，文字难识或无文字，文盲比重大。但是即便不识字的人，对图文并茂的连环画也能看懂个大概，如果再有识字的人从旁边教教，还可以起到扫盲的作用。识字的人拿来看图，也可以通过美术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谓一举多得。”
1961年，针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少数民族文版翻译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由胡愈之和萨空了分别代表文化部和中央民委两个系统召集了座谈会。国务院和社科院的有关领导、在京的语言专家、《毛选》五种外文版和民文版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非常权威的。萨空了在总结会上对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关于翻译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直译”“意译”“信、达、雅”等主张，现在达成共识的观点则是“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文字要使读者能看得懂，能像原著民族的读者读原著一样，心领神会，受到感染和教育。这个原则不仅成为翻译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出版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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