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授业忆当年

    这里展示的是由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杨晦亲笔签字的1950年度第一学期中文系课程一览表。其中开列了13位名师担任12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的课目。杨晦教授讲授文艺学（全学期，一二年级必修，4学分）；魏建功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字概论（全学期，一年级必修，6学分）；赵西陆讲师讲授现代文选（全学期，一年级必修，6学分）；章廷谦副教授讲授写作实习（一）（全学期，一年级必修，2学分）；冯文炳教授讲授写作实习（二）（全学期，二年级必修，4学分）；游国恩教授讲授写作实习（三）（全学期，三年级必修，4学分）；魏建功教授讲授写作实习（四）（全学期，四年级必修，2学分）；俞平伯教授讲授历代韵文选（全学期，二年级必修，6学分）；罗常培教授讲授中国语法（全学期，二年级选修，4学分）；周祖谟教授讲授中国现代语（全学期，二、三年级选修，4学分）；蔡仪兼任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史（全学期，三、四年级必修，4学分）；杨振声教授讲授现代文学名著选（全学期，三年级必修，6学分）；唐兰副教授讲授文字学（全学期，三年级必修，4学分）。由杨晦开设的文教政策法令课，为四年级（毕业班）开设的必修课，2学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由本科四年级学生根据各门课程授课内容任选一门作为论文题，由该科目任课教员担任导师，指导并判分。论文合格通过者，获2学分。

    建国之初，为适应新中国各条战线建设之急需，《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于1950年8月出台。《草案》明确规定中文系的培养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文教工作干部。”北大中文系根据这一培养目标以及《草案》中的有关规定，将原有的课程设置减少为25门（基础课13门，专修课4门，选修课2门，专家专题研究等选修课6门）；教学则要求“以联系实际适应当前需要为原则”。

    我们从上述这张课程一览表不难看出，当时课程设置的特点，一是加强基础课，尤其强调写作课的开设。二是加强现代文学课程，如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名著选等。三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调整课程内容和增设新中国文教政策法令课。如，杨晦开设的“文艺学”，与解放前的课程章节，在内容上作了适当调整。在其绪论部分增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节。在文艺与社会基础部分，重点讲授文艺上的唯心观点与唯物观点、唯物观点与阶级立场、文艺与政治等章节。总之，减少学术性强的选修课，增加服务新社会的新课，是当时在课程设置上适应新形势的应急之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有杰出的语言学家罗常培（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语言学家魏建功（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古典文学家、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把现代文学抬上大学讲堂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文学家杨振声；文艺评论家杨晦；红学家、古典诗词曲研究专家俞平伯；文艺理论家蔡仪；古文字学家唐兰；语言学家周祖谟，以及现代作家、文学史家冯文炳（废名）等名师。在中文系的师资队伍里，还有一位不应忘记的名师，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他从西南联大到战后北大回迁复校，一直在北大开设各体文习作和练习语体文写作课。据其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汪曾祺在“联大”的作业，沈先生都仔细修改，改完后，推荐出去发表。汪氏在昆明时期发表的作品，是由沈从文自己买邮票投出去发表的，而汪曾祺却事先全然不知情。汪曾祺说：“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不幸的是，在1948年春至1949年春，他因故精神几乎完全崩溃，被迫改行，调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古物研究工作，从此与文学创作无缘。一位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作家，过早地结束了文学创作生涯，不能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件遗憾的事情。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新闻系并入北大中文系。随清华中文系并入的有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王瑶、季镇淮、冯钟芸等名师；燕大中文系和新闻系并入的有高名凯、林庚、孙楷第、林焘等名师。稍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又并入北大中文系，著名语言学家王力（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等一批名师也随之调入，这无疑是锦上添花。至此，北大中文系一流的教授、学者、专家众贤盈庭，群英聚集，成为全国高校中文系的学术文化重镇。一流的师资，就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几十年来，北大中文系先贤们的辛勤耕耘，已培育出一批文学、语言、文献等领域的精英，在当今全国教育文化领域享有盛誉。

    近几年，全国高校形成一股由“系”提升为“院”的风气，而北大中文系的传承者们却拒绝了“文学院”的光环。这种不随波逐流、不图虚名的思想境界，不仅表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充分自信，而且也是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块折射出深厚文化蕴涵的招牌和先贤们艰辛创业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