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如今，700多岁城龄的钓鱼城，略显落寞地端坐在三江交汇处的重庆钓鱼山上。炊烟从薄刀岭下的农舍里直直升起，在古城墙前的秋日余晖里袅袅散开。
这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奇迹、影响世界中古历史的古老军事要塞，现在就如一位英雄迟暮的巨人，静静驻足于长竿钓江的山巅。
川渝锁钥 独钓中原
钓鱼山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弧形褶皱群的西南支脉，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汇处，海拔高度在91.22米至186米之间。钓鱼山得名于当地的一则民间传说：远古时代，三江洪水泛滥，逃到山上避难的灾民饥饿难耐，此时一位巨人从天而降，立于山顶巨石之上，手持长竿，从山下江水中钓起无数鲜鱼赈济灾民。人们感念巨人救命之恩，将山顶巨石称作钓鱼台，这座山也因此得名钓鱼山。
钓鱼山三面江流环绕，仅东侧与陆地相连。巨大的钳形江流，构成了一道长约20公里，江石峥嵘、水情险恶的天堑，陡峭的山岸和开阔的环境，又为这个并不算高的台地平添了“倚天拔地，雄峙一方”的险峻之势。
1240年10月，塔海率蒙古军攻入南宋据守的四川，连破西川20城。四川大门洞开，夔门岌岌可危。南宋理宗决定任命战争经验丰富的余玠主持四川防务。1243年春，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采纳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按照“城塞结合、军政结合”的战略防御思想筑城钓鱼山，将合州和石照县的治所迁入城中，屯兵积粮，广纳贤才，拉开了钓鱼城长达36年的守城序幕。
余玠将“西通嘉定，东引夔府；上临剑阁，下负重庆”的钓鱼城作为四川抗战的前线指挥中心，亲自坐镇指挥，以不足5万之兵与蒙古军展开攻防战，取得了1243年7月至12月“四川大小36战”、1246年春抵御“北兵入蜀”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254年和1260年，南宋守将王坚和张珏先后组织对钓鱼城的大规模完善和维修。历任守城者从长期抗战的需要出发，采取了江防要塞与山城结合、内城与外城结合；垦田积粟与长期战守结合、补给通道与藏兵运兵暗道结合。钓鱼城成为攻守兼备的军事重镇。1260年后的钓鱼城，攻防设施完善，生产、生活与军事区域分布井然有序，给养、给排水设施自成体系，是迄今为止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战区城塞筑城体系的重要例证。钓鱼城内1000余平方米的九口锅遗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工厂遗址。城内还开凿了总积水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的14处天池，现存的大天池水面仍有30余亩。据《合州志》《无名氏记》记载，宋蒙钓鱼城之战中，张珏曾命人从大天池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蒸面饼数百”送到蒙古军中，说：“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迷雾中的钓鱼城之战
1234年，金朝灭亡，宋蒙战争揭幕。1251年蒙哥汗即位，钓鱼城下的战火愈演愈烈。1252年2月，王坚领兵击败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帅汪德臣率领的蒙古军；10月，王坚率钓鱼城精锐参加余玠指挥的嘉定会战，解除了汪德臣等人对嘉定的围攻。1254年6月，王坚、曹世雄等率部击退都元帅帖哥火鲁赤和汪德臣等统领的蒙古军；7月，王坚升任兴元都统制兼合州知州，成为钓鱼城的主将。
1258年，蒙哥汗亲率主力南下，11月初沿嘉陵江东下，兵锋直指合州钓鱼城。据史料记载，蒙哥汗率领的蒙古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参与攻城的皇室成员及载入史册的将领便有118位。而当时的钓鱼城中，只有4600余名兴戎司驻军是南宋的“正规军”，其他则为地方军、民间自卫武装和各寨“寨兵”，总兵力仅约2万人。
1259年2月，蒙哥汗下达进攻命令，正式打响钓鱼城大战。双方激战至4月初，合州连降暴雨20天，蒙古军被迫暂停进攻。宋理宗下诏嘉奖钓鱼城军民，赞扬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坚，节义为全蜀山城之冠”。
进入夏季后，蒙古军因不适应当地潮湿炎热的气候而锐气大减。尽管如此，6月间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战船千余艘，溯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仍被蒙古军三战三捷击败。援军虽不至，钓鱼城仍然坚城难下。7月，蒙古军继续猛攻钓鱼城。不料，蒙哥汗于阵中被宋军石击中，随即身亡。
失去最高指挥的蒙古大军迅速回撤，“皇子阿速台以军事付统将浑都海，自随柩还蒙古”，钓鱼城守军一战功成。
重庆市合川区历史学会秘书长、钓鱼城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调研员池开智介绍说，关于蒙哥汗的死因，文献有多种记载，大致可以分为“非战斗死亡”和“前线战死”两大类。“非战斗死亡”的记载分别见于《四明丛书》、黄震《古今纪要逸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典籍，具体死因包括“愤死军中”“因染疾死”“溺水而死”“惊悸而死”等。“前线战死”一说，其记载则分别见于邵远平《元史类编》、屠寄《蒙兀儿史记》之《蒙格（哥）可汗本纪》、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等，具体死因又分为“中飞矢死”“中而死”等。
关于蒙哥汗的死亡地点，目前发现的也有“钓鱼城下”“钓鱼山”“军中”“前线”“合州城下”“金剑山温汤峡”等6种不同记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姚从吾则认为，基于当时蒙哥率兵围钓鱼城的史实，“钓鱼山”“合州城下”“军中”，实际上都是指钓鱼城。
大战后的余波
1259年9月，率军进攻南宋的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得到了蒙哥汗去世的确切消息。随后他又得知，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正调兵遣将，图谋夺汗位。
1260年3月，忽必烈率军返回开平，宣布即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1个月后，阿里不哥也称大汗。一场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蒙古内战就此爆发。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
著名蒙古史学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傅朗克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说：“蒙哥汗的死，恰如十八年前窝阔台大汗的死相类；蒙古帝国的现状为之一变；南宋因此获救。”
池开智认为，蒙哥汗之死导致了蒙古战争政策的改变，蒙古人在此后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屠掠政策，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蒙哥汗之死也加速了蒙古贵族统治集团的分裂，大蒙古国由统一走向分裂。蒙哥汗战死在钓鱼城，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当时世界格局的改变，也有重要影响。
“最后城塞”落幕
钓鱼城之战的胜利使南宋王朝暂时摆脱了灭国之祸，但南宋王朝没有抓住这个良机。
1260年，王坚被“置之闲地”，后来又被贬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1264年郁郁而终。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对钓鱼城采取了“筑城围困，以军事争夺为主”的政策。1264年，钓鱼城守将张珏组织军民击退了蒙古都元帅李忽兰和总帅按东等人的多次进攻，但此时渠江沿线的大良城、得汉城已相继失守。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为策应元军进攻襄阳，忽必烈随后对四川境内的南宋山城发动牵制性进攻。除沿江几个山城和川东部分州县外，元军占领了四川三分之二的地域，对钓鱼城形成步步紧逼的攻击态势。
1274年，元军攻陷襄阳。1276年正月，元军会师南宋都城临安城下。尽管如此，钓鱼城守将张珏为牵制元军南下，仍不断出击。6月，张珏派王立等率军一举夺回泸州城，随后又收复了夔州和涪州。12月，张珏改任重庆制置使，钓鱼城由其部下王立继守。
1277年4月，仍在坚持抗元的南宋城池已仅剩钓鱼城一座。此时合州已连续两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1279年正月，守将王立开城投降，钓鱼城长达36年的守城战史宣告结束。同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投海而死。
钓鱼城为何能坚守36年？池开智认为，钓鱼城城塞的军事功能完善，以险筑城，城塞一体，防御阵地坚固，有田池林木可供长期驻守；以城塞为点，以江河为线，形成了点线结合、网状分布的防御格局；以重庆为大本营，以钓鱼城为屏障和支柱，既有梯次配备、重点部署，又有一定战略纵深。
今天，立于钓鱼山前，看三江合流，在这里历史曾经一度很纠结，像一尾咬钩的巨鱼般挣扎，搅得波浪淘天。如今，浪涛平息，鱼已潜游。渐行渐远的刀光剑影，早已淡没于汩汩长河之中。（本报记者 张国圣）
钓鱼城之战的几个影响
近年来，重庆钓鱼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值得一提的是钓鱼城一字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此之前，对于北一字城是否存在，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而新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了北一字城确实存在。南、北一字城能将整个半岛封闭，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钓鱼城是冷兵器时代城堡防御的典范。蒙古大军南侵过程中，南宋很多两面临水或者一面临水的城市，都很快被攻陷，钓鱼城是为数不多的蒙军久攻不克的城市。钓鱼城三面环水，有内外三层防御体系。半岛上修建的防御体系，一直延伸到江心，可以有效防御江上进攻，同时，外围防御体系和主城墙之间形成夹角，形成交叉火力点，让防御更加有效。此外，钓鱼城内水位较高，水源丰沛，这也为长久性的防御提供了基本物质条件。
对于钓鱼城之战的意义，应该分几个部分来看待，我这里仅试举一二。
首先，对于南宋来说，钓鱼城之战的胜利，有效阻击了蒙古大军，带来了宝贵的喘息机会。钓鱼城的坚守，也拖延了蒙古大军南下的步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使得南宋灭亡的时间往后推延了数年。
再者，放眼世界范围，钓鱼城之战的结果也间接影响了当时北非和欧洲的战局。钓鱼城之战中蒙哥汗“意外”身亡，诱发了蒙古内部忽必烈和幼弟阿里不哥之间的可汗之争，而此时在外征战的旭烈兀已经攻陷了叙利亚大马士革，正打算进军北非，听到兄弟争夺汗位后，他便带领蒙古军的主力东归。主力东归之后，留在西亚的数万部队后来在埃及被围歼，这一战的失败，较大影响了蒙古军队的锐气。
蒙哥汗死后，蒙古人的战略部署也发生了变化，王室成员把注意力放在了汗位争夺上，也间接牵制到当时蒙古军远征俄罗斯和欧洲的军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钓鱼城不仅影响到了北非的战局，也影响到欧洲的战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现在的钓鱼城研究，也被注入更多全球史的目光。钓鱼城在世界历史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注意。此外，我认为，钓鱼城作为防御体系的典范，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军事城堡进行比较，进而推动军事史的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 文）（本报记者张春雷采访整理）
钓鱼城得以坚守的多重因素
如果从蒙古军初入四川的1227年算起，到钓鱼城1279年降元为止，宋军守四川长达半个世纪，其中坚守钓鱼城36年。从军事的角度看，宋军在川蜀的防御相当成功。这一成功背后有多方面的因素。
在宪宗蒙哥汗即位（1251年）以前，蒙古人的征服方向主要是中亚、南俄、东欧及中国华北地区，尚未开展对南宋地区的全面征服。蒙哥即位后，派弟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派另一个弟弟忽必烈总理漠南军国事务，这两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
这其中，忽必烈负责经略征伐的对象应是整个南中国，1252年他受命征服云南——从侧翼包围四川。值得注意的是，蒙哥时代及之前蒙古人征南宋，采纳的是金降将的策略，即先取四川，顺流东下，以平江南。在这种战略下，四川始终是主要战场，长江中游与云南、两淮都是策应，因此1258年蒙哥亲自率军进攻川蜀。
钓鱼城顶住了蒙哥汗的大举进攻，得益于孟珙、余玠所建立的“藩篱三层”的山城防御体系：第一层是最外围的小城，充当警戒、阻滞作用；第二层是主要防御地带，这其中钓鱼城是中坚；第三层则是以重庆府为中心的后方地带。这种山城防御体系，被台湾学者黄宽重称为“南宋赖以生存的王牌”。
1259年蒙哥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在夺得大汗之位后，采纳了南宋降将的建议，不再以四川作为突破口，而是以长江中游作为突破口。1273年，困守襄阳的宋军守将吕文焕出降，随后元军势如破竹，1276年宋亡。而钓鱼城，直至1279年才降元，为宋王朝坚守到了最后。
钓鱼城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主要是因为蒙哥汗死于此地，大蒙古国暂时停止了向东、西方征服的脚步。有学者指出，对于大蒙古国这样一个草原政治体来说，大汗的选立是其得以延续的重中之重，例证之一就是蒙古第二、第三次西征或因窝阔台之死、或因蒙哥之死而结束。
总体而言，宋军战术上的成功，是钓鱼城、川蜀得以坚守的原因之一；而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蒙古当时采用的征服计划及相应的战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方诚峰）（本报见习记者李婷采访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