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
“花溪河畔聚群贤,孔学堂中话辉煌。”9月29日,本报和贵州省文明委在贵阳孔学堂联合召开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会上,来自各地以及贵州本地的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畅所欲言,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意义的深刻论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谈了对弘扬中华文化、振奋中国精神、努力实现中国梦的认识。本期《论苑》摘录座谈会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动力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关键之一是拥有中国精神,她是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动力。中国精神有着多种概括和表达,在我看来,最简单准确的方式就是《易·象》上的那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简言之就是勤劳俭朴,爱国爱民。
什么是自强不息?无疑就是勤劳俭朴,就是不停地生产劳动、实践创造,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恪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不生”(墨子《非乐》上),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勤劳创造世界、发展社会并且改善人生,所以,一直坚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自强不息也包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战胜自身的种种贪欲和虚荣,保持自身俭朴的生活和本质。勤劳则“百善生”,一切毛病都是从“懒”开始。“懒散二字,立身之贼也。千德万业,日怠废而无成,千罪万恶,日横恣而无制;皆此二字为之。”(吕坤《呻吟语·修身》)
什么是厚德载物?这种被称为“坤”“顺”的“柔”“和”品质,就是仁爱和谐,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爱国利民。古人爱用“仁”这个词来表达,它不但是指“亲亲”,而且能够“泛爱众”,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尤其是要关爱弱势群体。通过爱人利民,与他人、集体一起,结成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仁”不但关系着与他人的关系,而且还决定着“国之所以兴废存亡”。
今天,当我们面对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时,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国精神不能丢,不能变,还是应当立足于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从勤劳俭朴和爱国为民做起,自觉发扬中国精神。没有它,我们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有了它,我们就有了精气神,就能够团结,充满干劲和希望,就能够奋进,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教授 陈 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综合了“全人类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中最具影响力的东西是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包含四大基本精神:一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二是“经世致用,济世安民”的政治实践精神,三是“开放兼容,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谐精神,四是“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的务实创新精神。这四大精神中,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至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一道八德”论,即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用大德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
诚如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个“深厚的历史渊源”就是以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为远大目标、以“一道八德”为基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其中有16个字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另外8个字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来自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同时也属于社会主义共性的核心价值体系。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吸收和综合了“全人类智慧”而形成的新型核心价值体系。
总书记讲话中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个方针包含了两大方面,一是“古为今用”,即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历久弥新的核心价值。二是“洋为中用”,即正确对待外国的文化与文明成果,吸收非中华文明传统中那些优秀的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 吴 光)
中国文化自觉与贵州文化自觉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文化丰富多彩。苗族有一个蝴蝶妈妈的传说:枫树倒下,飞出蝴蝶妈妈,她跟水泡泡结婚生了十二个蛋,人类只不过是十二分之一,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下一体、万物一家。这就是贵州特有的文化,贵州人应倍加珍惜。
除了民族特色,漫漫历史长河中,贵州这片土地上也曾产生过很多灿烂的文化。王阳明在贵州成就了他的学说——以道德为信仰的弘道力行的大丈夫精神。还有北京大学的首倡者贵阳人李端棻,他本是清政府的高官,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但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向光绪举荐康、梁,积极参与变法改革,70岁被发配,后回到贵阳,宣讲培根、孟德斯鸠的学说。在他弥留之际,坐着滑竿,带着家里全部的五千银元,给每个学校赠上一份钱。对他身上闪耀着的爱国、创新、民族、自由的精神,贵州人应该感到自豪。
贵州不仅出过大文人,还出过企业家。比如华之鸿,他的父亲崇尚文化,叫他背书学文,并且留下遗嘱,要办文化产业。华之鸿谨遵父嘱,开办文通书局。书局一直赔本,华之鸿用卖茅台酒和盐赚来的钱支撑着,坚持印最好的书,因为他一直牢记父亲的话:贵州这片土地,离开了文化不可能翻身。企业家的这种既重德修文又善于经营的品德,应该成为贵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做到了文化自觉,我们才能够看清自己,找到方位,适应世界,自主前进。(贵州省人大原副主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史馆馆长 顾 久)
结合贵阳特色弘扬传统文化和生态文化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贵阳特色,要努力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一是深入挖掘突出特色,大力弘扬具有本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贵阳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种类繁多,既有在贵阳修文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的阳明文化,又有花溪金竹镇古夜郎鼓文化,还有苗族“四月八”,布依族“三分三”“六月六”等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再有甲秀楼、文昌阁、阳明祠、青岩古镇、息烽集中营等,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贵阳将本土文化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加强市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市民的自豪感、归属感,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二是因势利导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宣传普及生态文化。贵阳市早在2007年就做出了生态文明城市战略决策,并先后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国家提出2020年贵阳要建成全国示范生态文明城市的战略目标,下一步贵阳将大力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生态优势,通过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高峰论坛、中国贵阳避暑季等避暑旅游节庆活动,加快生态文化的宣传普及,培养市民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良好的形态行为习惯,真正让贵阳从自然地理上的生态城市变成文化上的生态之城。(贵州省贵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帅 文)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
中华文化讲究全面的发展,动态的发展,用“文”来“化”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境界,创造美好的世界。中华文化就是学习的文化,要谦虚。谦,才能学。中国人对自然界有无限的关怀,中华文化有伦理性、有生态性,因为要和自然相处,与万物有关。庄子讲的要和天地精神往来。
中华文化有艺术性,杜甫、李白、曹雪芹……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文化生命的传承。中华文化还有宗教性,但不是西方意义的宗教信仰,它的宗教性是开宗立派、教化生命,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
有些人讲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实际上,我们信的是自己生命的善良面,信自己的良知,信自己的仁爱精神,这些开化出来就成为伦理世界、道德世界、和谐世界。讲清楚中华文化一定要从全面性角度入手,我们一开始就关照人的存在性,我们有文化生活、艺术生活、道德生活、伦理生活、宗教生活、信仰生活,这些都要全面地看待。(贵州大学中华文化书院院长、教授 张新民)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间虽存在差异,但在某些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有着贯通之处。如都强调人可以自我做主而不皈依于外在的上帝,都相信通过自我奋斗而使自身得到德性与能力的提升,都体现出了思维的辩证性,都试图从社会性的层面来规定人的本质,都突显了人之实践的重要价值,等等。这表明,如果从民族性角度来看,则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同异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尽管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但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均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出现了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皆得其宜等为基本特质的大同之世的理想。自此以后,大同之世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先民,而且在近现代构成了接引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评价著有《大同书》的康有为时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虽早就确立了大同理想,却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指明了“社会革命”这样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中国的大同理想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与升华。
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她能够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虚心吸纳外来文化之优长。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三星会聚”之地,这无疑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十分丰厚的思想资源。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对充实和升华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均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度结合,是中国文化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优势互补而又充分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的当代中国文化,必将能够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李翔海)
“内圣外王”: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华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言以蔽之曰“内圣外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内圣”即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这首先体现在立身以刚健。把自强不息作为君子必备的品格。中华文化向来讲求刚柔相济,在刚健中修身立德的同时,也讲求待人接物要温柔敦厚、持谦用柔。谦恭表现于生活,就是俭朴。如果没有俭朴的美德,不能做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也很难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立身刚健、待人谦柔、生活俭朴,三者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完美人格。
二是对和谐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探索。“礼之用,和为贵。”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是中华文化追求的目标。为此,先贤们对各种社会角色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探索,有一个重要结论即道德要求的双向性,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婆媳每个角色都要遵循自己的角色道德,且互为依存,不可偏废。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还特别强调明礼诚信。孔子不仅把“信”当作个人必备的道德修养,还将信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礼在伦理道德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伦理道德的外在物质表现。礼将道德整齐划一,同时,道德也通过礼来体现,才更具有可实践性。这种礼与德结合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三是对崇高人生境界的卓绝铸造。追求不朽的人生境界,在先贤看来,立德无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德的内涵非常广泛,要而言之,仁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明确表示“能行恭、宽、信、敏、惠”即是仁,已有以仁统帅其他道德的意思。韩愈更进一步,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将仁义置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地位。居安宅、行正路,博爱众生,这种崇高的境界也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些也必将激励我们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黄朴民)
以博大的胸怀传承振兴中华文化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要用坚韧不屈的胸襟、与时俱进的态度、改革开放的手段来直面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达到世界经济水平,进而在其他方面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我们的本、我们的根,必须不断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更新自己。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任何民族要保持完全原汁原味的精神是不可能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断过,这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等一系列优秀的、向上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但今天我们还必须看到固有的、精神上的糟粕,比如因循守旧、官本位、家长制权、盲目崇拜权威、压制个性等等,还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鉴别和改造。在今天的精神生活、行为规范当中有很多积极科学的东西,那是我们文化融合的结果,比如,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责任、创新、契约、博爱,甚至包括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概念都是中华传统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以博大的胸怀来弘扬中华文化,我觉得这个策略非常重要:保证我们的“本”,然后进行整合、融合、发扬光大。(贵州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 徐 圻)
贵阳市第十六中学办公室主任、语文高级教师邱勇军:
作为一名教师代表,我只谈六个字“认识、践行、展望”。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必须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重要教育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使青少年对灿烂的中华文化产生崇敬之情,形成纯正的爱国情怀、良好的行为规范、高雅的审美情趣,还能培养他们质朴诚实的道德操守、健康正确的哲学思想,这些必定有助于引导他们树立正确、高尚的道德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
践行。教师的价值观既涉及教师的道德素养,也关系其教育的学生是否具有向上、向善、向前的精神力量。作为教师,我们要知道育人才是教育的根本,我们应该以孝悌对待家人,以诚信对待朋友,以道义对待取舍,以仁爱对待社会,以厚德对待万物。教师把自己这个“人”字写好,是教出好学生的前提,也是更好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
展望。今年贵阳市教科所编写了适合于贵阳的国学乡土教材,并在中小学普及。20年后这些学生或许会成为富有中华文化素养的中国人。他们熟知和领悟了数千年来供奉的中华文化经典,能容易地认同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共守的基本道德价值,会以更高的文化自觉谋求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贵阳市省府路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杜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更加振奋。近年来,我们做了一系列校本特色的传承文化工作,我们编写了“传统美德系列教材和应用”书籍,低年龄段教传统礼仪,高年龄段教传统文化。
在工作中,我发现学校的教师大多都是“80后”“90后”,他们不知道一些基本的礼节。有一次教师节,学校把退休老师请回来座谈,年轻教师们都不太懂得要让老一辈的教师们先入座,这样最基本的礼节,在教师中都缺失了,那孩子们呢?正是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决定从礼仪入手,让每个孩子从进校开始,学习最起码的中国人的礼节。我们精心挑选了入座、站立、行走、见面、交往、饮食、拜贺七个礼节进行教学。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每个人要做一个文明人,就要做一个有礼有节的人,不管到什么场合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还分年级做了《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的教材,把经典的段落与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诵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本版发言由本报记者柳路、吕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