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拍摄白求恩

    九月的延安有了凉意，我又一次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我父亲吴印咸留下青春有力的脚印，有他为中国革命拍摄的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以及许多图片后面的故事。

    为了拍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中国解放区工作生活的情况，我父亲跟随他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大夫，年过半百，神采奕奕，精力过人。他爱穿八路军自纺自织的灰布军服，爱用中国农村古老的烟斗吸烟，就像一名普通的战士，生活在同志们、伤病员和中国老百姓中间。吴印咸怀着对白求恩大夫崇敬的心情为他拍照，并与他成了好朋友。闲暇时，白求恩大夫爱和吴印咸谈论摄影，共同探讨战地拍摄的技术技巧。白求恩有一架“雷丁那”照相机，那是他随身所带的心爱之物。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大夫准备启程回国的日子。此前，因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经军区首长批准，白求恩拟回加拿大筹措、购买一部分，顺便也募集一些经费。为此，大家专门为他举行了欢送会。但日本侵略者偏在这时，调集两万兵力，配以飞机、大炮、装甲部队，向边区发动了“冬季扫荡”，妄图消灭我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大夫毅然决定留下来参战。吴印咸随着医疗队冒着风雪赶了35公里山路来到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前线。

    10月24日，按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要求，手术室被安置在离火线近4公里的涞源县黄土岭孙家庄村外的小庙里，这座小庙孤零零地坐落在路边，庙里的佛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雕梁画栋和墙壁上的部分残损壁画还保留着。

    白求恩大夫身穿白色围裙，高高地卷着袖子，站在用两只“卢沟桥”（白求恩大夫设计制造的，便于装医药箱的骡驮架子）铺上门板而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着，他沉着镇定，神情坦然，指挥着整个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吴印咸受到极大的感染，冷静地用摄影机对准白求恩大夫与伤员，将这次抢救过程拍摄了下来。

    当白求恩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吴印咸举起照相机把那一瞬间定格为永恒：夕阳光线斜照，中国古庙为背景，白求恩大夫身着粗布衣衫，脚穿草鞋，在简陋的手术台前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那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沉着镇定的神情在中国式古老小庙的典型环境映衬下，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不用文字解说，就能将时代情景揭示无遗。

    《白求恩大夫》是吴印咸用老机器拍摄的，用的是过期胶片，感光度很低，不得不改用1/15秒一下的慢门曝光。当时没有三脚架，曝光时间长，要保证画面物体不虚，全靠手端稳照相机。

    不幸的是，白求恩的左手中指在这次紧张的手术过程中被刀尖划破。当时他没有在意，仅将手指放入消毒液中浸泡了一会儿，又接着俯身继续工作。几天后，他又坚持亲自为一名患颈部丹毒症、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以致左手中指的伤口受到致命感染。由于当时医药条件的限制，他的脓毒败血症无法得到足量抗菌药物的控制，其病情日趋恶化。1939年11月12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不幸以身殉职，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摩天岭战斗结束后，吴印咸即离开了白求恩，继续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拍摄。当他得知白求恩病逝的消息，泪水顿时夺眶而出。11月13日，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心情，由前线专程赶到河北唐县的于家寨，参加了白求恩的追悼会。那天下着大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可敬可亲的朋友告别。吴印咸拍下了聂荣臻等党政军领导、部队及群众参加遗体告别的仪式，拍下了白求恩的遗容，这些镜头都成为永恒的纪念。

    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这些珍贵资料影片，建国后于196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与白求恩共同生活战斗的日子令吴印咸终身难忘。抢拍这些镜头的吴印咸同样是在敌人的炮火中，同样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同样需要不怕牺牲的精神和高超的技术。一个被摄者，一个拍摄者，当人们被白求恩大夫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时，也同样对拍摄白求恩大夫的吴印咸怀有深深的敬意。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电影镜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珍贵文献，他拍摄的照片一直受到人们的赞美，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吴印咸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家中的客厅里，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别人的座右铭是一句诗或几句话，而我则把这幅照片作为我的座右铭。”他时时用白求恩的精神激励自己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