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屋里的知识创新

    阅读提示

    近几年，在一些高新技术园区，一个又一个创业咖啡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较知名的有，北京“车酷咖啡屋”、上海爱塔咖啡、杭州云咖啡、武汉“创未来咖啡屋”等等。最近从媒体还看到，江苏扬州每月都举办一次“博士茶吧（沙龙）”，专门为高端人才、科技镇长、企业家建立交流平台，8次茶话会下来，就达成合作意向8个、引进高层次人才4人。这些动态，应该引起人才研究者和人才管理工作者的重视。在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今天，这是中国政产研学企汇集、协同、创新的新形式与新趋势。

“社会胶”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刊文称：美国其实并不担心中国那些生产性园区能够生产出什么对他们产生威胁的产品，倒是在咖啡屋里的思想碰撞、交流探索、相互支持最令他们心急。其中道理何在？

    从学理上看，咖啡屋属于“生活第三空间”。美国学者奥登伯格认为：家庭属于“生活第一空间”，单位属于“生活第二空间”，在这之外，能够进行自由、畅快交流的地方属于“生活第三空间”。第一、第二空间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很难进行充分的、灵感闪现的学术交流，咖啡屋却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有了这样的交流，有助于促进新知识的产生，推动各种各样的科技园区、人才管理试验区真正做大做强。

    人们大概想不到，1650年英国牛津大学附近出现了第一个咖啡馆“蒂利亚德”，成为牛津大学师生进行学术讨论的场所。就是在这个咖啡馆诞生了牛津咖啡俱乐部，1660年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英国皇家学会。1686年，法国巴黎出现第一个知识分子喜欢集聚的咖啡馆“普蔻”。就是这个咖啡馆对法国的启蒙运动、美国的政治进化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也就是说，这个著名的“第三空间”为各种先进思想提供过最佳的燃料。

    历史发展到今天，咖啡屋的作用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拓展了：它可以交流新思想，结识新朋友，达成新协议，建立新友谊，促成新事业。在我们这样一个缺少社会交往的国度，确实非常需要一种具有巨大黏合力的“社会胶”，而咖啡屋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促进新知识产生

    杜拉克在《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率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知识的生产率取决于知识的开发与传播，包括研究、教育、培训等等。那么，首先，怎样才能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呢？学者们认为，在各自刻苦钻研的基础上，加强相互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诸多大师都大力倡导学术交流的原因。在知识生产者新知识的萌生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处于“说也说不清”的阶段。此之谓“隐性知识”。如果说得清，那叫“显性知识”。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与人交流的。

    提出这种观点的第一人，名字叫迈克尔·波兰尼，是一位英国哲学家。他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分为“外显知识”与“内隐知识”两大类。外显知识是可以编码、可以传播的；内隐知识存在于特定条件下，是一种难以正规化、难以表达与沟通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的价值与可用性却代表着知识管理的新前沿。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进一步发展了波兰尼的理论，提出了由“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模型SECI。他们认为，知识创造的过程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群化、外化、融合、内化。

    群化，指的是隐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交流。这是第一步，我思故我在。有些东西，我讲不清你也讲不清，一起谈谈吧！

    外化，指的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在相互交流中，将隐性知识逐步讲清楚，向外转化。工具可能是类比、假设、倾听、深度会谈，终于恍然大悟。好，可以讲清楚了。这是第二步。

    融合，指的是将新的可以讲清楚的显性知识与旧的显性知识的整理提升。这样进一步系统化后的知识可以表达，可以编码，可以传播了。这是第三步。

    内化，指的是将系统化后的显性知识，与他人和自己团队交流，实现操作化，变为隐性知识。不过，这时候的隐性知识是扩大了的内隐，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内隐了。

    这两位日本学者不仅利用上述SECI模型描绘出知识的“生成—创新”过程，而且指出了不同环节所需要的空间和条件也不一样。他们认为：

    群化环节，属于“初始场所”，要建立感情上的共鸣，开始交流。外化环节，属于“对话场所”，要能够互相启发，攀谈互动，诞生新知。融合环节，属于“电脑场所”，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料，使得新知得以系统化。内化环节，属于“练习场所”，要不断地练习，反复检验，使新老知识都转化到个人或团队的内部。

    笔者相信，如果弄懂了以上关于知识创新环境对“场所”条件的要求，就不会不明白“咖啡屋”存在的意义了。

激发交流意识

    知识之创新，毫无疑问必建立在个体创新基础上。但是，进入21 世纪，由于“知识的负担机制”加大，爱因斯坦与达尔文式的“孤独天才”减少，集体创新日益增多，最好的研究成果更多来自团队。

    团队就需要大家一起合作，彼此交流。美国西北大学的伍兹教授，花了五年时间专门研究艺术创新问题，方法是用Q值的大小来描绘参加人员的亲密度。结果发现，参加人员的Q值低于1.7，或高于3.2都不好，要么相互之间不甚了解，合作太费劲，要么彼此太熟悉，缺少新点子。理想的Q值是2.6。在这样的人员配置情况下，创新成果最多最大。由此可知，咖啡屋的来客不能总是清一色的人，非常需要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新人出现，那些能够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来讨论同一个话题的人是最为适宜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阿伦教授还发现，经常与他人交流的人是最好的创新者，而经常只接触一两个同事的人，创新性就明显缺乏。他还说，对于新知识产生最有促进的空间，不是会议室，不是实验室，也不是图书馆，而是具有“混沌的边缘”性质的咖啡机旁边。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咖啡屋”对于知识创新的重要。

    这里有一组数据：就科技发明之转化率而言，日本为40%，韩国为26%，我国只有15%。都是亚洲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人的交流意识、合作意识、共赢意识相对较差，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学、企业、政府三者之间，只有密切接触，相互合作，“拧成一股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个创新主体互不来往、缺少互动的旧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看，咖啡屋乃是不可小觑的促进教育与经济、科技与经济、政治与经济结合的一种有益的空间平台。我们国家有人不一定喜欢喝咖啡，喝茶也很好，效果一样。重视咖啡屋对知识创新的推动作用，即是重视社会创新机制形成与强化的一种表现。

    （作者系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专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