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独有的风光

    民族出版社大楼一间临时用来作展室的房间里，满满地盛放着民族出版社60年的果实。

    60年，一条坎坷而欣欣向荣的发展之路，峥嵘岁月稠。60年，一段各民族团结奋进的佳话，血终浓于水。

往事未如烟

    北京北河沿椅子胡同二号，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段往事，留在了共和国的记忆中。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在这里诞生。那天，汉、回、蒙古、藏、朝鲜、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达斡尔等民族的40多位知识分子，围坐在一起，谈论着肩上的责任，憧憬着民族出版的未来。

    社长萨空了是由周恩来总理任命的。“民族出版社的一切费用都从中央民族事业费用中开支。”成立大会上，萨空了宣布上级的决定：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所有书刊全部由汉文翻译，百分之六七十的书刊是无偿赠送给各民族群众的，赠送和低价出售造成的亏损由国家承担。

    萨空了道出了民族社与众不同的工作性质、状态与衡量工作优劣的标准。

    民族出版社的诞生，成就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也由此确立了新中国民族翻译出版工作在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文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那一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为新生的民族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我是读民族出版社的书长大的”

    在民族社60年社史展上，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峥嵘岁月。

    民族出版社是在中央民委参事室编译出版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央民委参事室成立之初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纲领》，其与民族文字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被视为民族社出版的奠基之书。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在新中国民族出版史上是里程碑。

    60年，几代人，耕耘在少数民族文字和民族题材出版这亘古处女地上，将这里打造成民族理论、政策的体现平台，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众平等交流的平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展示平台，这一切都是通过书来实现的。

    60年间，《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民族理论送到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也构建起各民族语言文字交流的话语体系。诚如曾任社长的黑伯理所说：“翻译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是把汉文拿过来就可以译得出来的。由于有许多表达新概念的词汇在民族文字中没有现成的对等词汇，在翻译中要精心选择各民族原有的较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或者创造性地巧妙地加以翻译才能译得好。”

    民族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工作中推动了民族语言文字中新词汇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当年毛选藏文版翻译者之一孔宪岳谈及翻译“实事求是”这个词时说：“太难了，用藏文怎么翻译呢，大家提出了好多种方案，最后选定的是‘由实际存在的事物找出真理’。”

    60年间，几代民族出版人，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代表性成果向世界呈现。汇集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成果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在研究和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著作中尚无可望其项背者。《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论著。《西藏历史地位辩》，则回应了国际关注的议题。

    60年间，《回鹘式蒙文文献汇编》（蒙古文版）、《四部医典形象论集》（藏文版）、《福乐智慧》（维吾尔文版）、《哈萨克叙事长诗选》（哈萨克文版）、《朝鲜古典文学选集》（朝鲜文版）、《中国民族史》（汉文版）等图书的出版，让中国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之花灿烂绽放。

    多民族文字词典《五体清文鉴》一经出版，即在国外特别是国际突厥学界引起轰动，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金奖，这是我国首次获得图书出版国际金奖。

    民族出版社早在建社时，就设立了藏文室。60年间出版了4000余种藏文图书，发行量达1000多万册。率先出版《共同纲领》的自豪，今天仍洋溢在副社长才让加的脸上。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近年来藏文室开拓了儿童读物出版领域，此类图书已出200余种。

    “我是读民族出版社的书长大的。”不少少数民族著名人士或老知识分子说过这样的话。现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禹宾熙读的第一本朝文书《在河边》，就是民族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60年间，民族出版社出版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及汉文各类书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2.4万多种、2.8亿多册（盘）。

    民族语言文字酿成的浓浓书香，熏陶着各民族团结奋进之花，滋养着神州大地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之果。一本本书，犹如一个个阶梯，将各族群众送进知识的殿堂；犹如一把把钥匙，为各族群众打开瞭望文明之窗。

一座铜像的意味

    建社60年时，民族社想做的事很多，有一件事被列为“非做不可之事”，那就是给第一任社长萨空了立一座铜像。“萨空了是民族出版社第一代人的代表，那一代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禹宾熙说。

    民族出版社草创时期是令人难忘的，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出版部主任毛之芬1925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庄学本，是民族学摄影的泰斗级人物。副总编辑李鸿范，曾是声名赫赫的蒙古族骑兵将领，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挑起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事业的大梁。美术编辑萨一佛，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藏文室副主任黄明信，是精通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专家，于藏传佛教尤其是在因明学和天文历算研究方面有深厚功底。

    民族出版社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民族语文学者、各民族的文化精英。60年中，2000多位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工作过和实习过，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央或民族地区文化、出版、高校、科研单位的中坚。

    民族社灿若繁星的出版物，是一代又一代民族出版人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多吉杰博的翻译，以深厚的藏文功力，创造了审定润色译文的多吉杰博风格。奥尔黑勒翻译了《三国演义》《史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与他人合作，完成了蒙古史诗《江格尔》的汉文翻译。朝侨学者金波，将《子夜》《铁道游击队》《在和平的日子里》《牛虻》等翻译给朝鲜文读者。著名佛学家、翻译家郭和卿，也是民族社的骄傲。虽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没有放下翻译藏文典籍的笔，古稀之年，仍以多病之躯，勤奋不懈，完成了《西藏王臣记》《布顿佛教史》《塔尔寺志》等书的翻译。学者刘立千长期从事藏文翻译和藏学研究，对古藏文和藏族宗教、历史的研究造诣尤深，他的《续藏史鉴》《印藏佛教史》等著作，对研究藏传佛教和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海内外藏学界颇受关注。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藏族学者昂旺格桑的故事。

    车过雅安，昂旺格桑已面色如土，说不出话来。送他的民族社同志们急忙停下车，将他抬到路边。待了好一会儿，生气才渐渐回到昂旺格桑身上。他艰难地起身，从路旁撸了一把草，把头埋进草里，深深地吸闻着，许久许久，“是家乡的味道。”说着，竟已老泪纵横。昂旺格桑1914年出生在四川甘孜巴塘县一个藏族贫苦农民家庭。1953年1月，出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参与藏文室奠基。从此，坎坷与否，他都再也没有离开民族出版社。1997年，重病在身的昂旺格桑请求组织将他送回家乡康定，他要去看望久别的父老乡亲，目睹故乡的巨大变化。近半个世纪，昂旺格桑孤身在外，把故乡装在心里，如今，他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把他对民族语文出版事业的痴情，留在民族出版社万千书页的字里行间。

    一座铜像，一代人的素描。一座铜像，几代人梦寻与理想的肖像。

依旧的情怀

    “把少数民族的精英汇聚在民族出版社是传播文化的，因此民族出版社首先要姓‘民’。为少数民族服务，就是要将出版重心向民族文字转移，把目光瞄准少数民族群众和少数民族文字。”这是今天民族社员工们的共识。

    民族社编辑们眼前，经常浮现2005年到民族地区调研时见到的情景：喀什幼儿园、学前班的维族孩子，没有可用的民文课本和相关练习簿；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旧版《突厥语大辞典》，价格由10元飙升到400元……

    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价值在民族地区的认同，展现多民族国家的形象，一直是民族社执着坚守的动力源泉。新世纪，民族社为自己规划了努力的新标高：反映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多元一体的优秀中华文化，体现公共文化均等、便利和覆盖原则。5种民族文字《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的出版，是高扬的旗帜下第一个问路之石。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文字版出版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首版总印数3万余套，实行与汉文相同版式，同一质量、同一价格，多文种同步出版。我国少数民族儿童终于有了一部自己的百科全书。

    继之，民族社又完成了《中国读本》的翻译出版，500种公共文化产品的选题计划也开始实施……

    60年翻译出版路，薪火相传；一个甲子的梦想与坚守，历久弥坚。新时期，面对机遇与挑战，新一代民族出版人依然高扬信念的旗帜，寻梦的步履豪迈。（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