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还原文学史的原貌

    1375年，明洪武八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这是波澜不惊的一年。正月，令乡里立社学。修《洪武圣政记》成。四月，刘基死。九月，再遣使谕元云南梁王。十二月，元军扰辽东，大败。但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1375年成为这部两卷本中国文学史的分割线。

    “若按照常规，本应以明朝的开国年1368年划分上下两卷，但本书选择了1375年。”孙康宜表示，这样划分的原因是1375年杨维桢、倪瓒、刘基等出生在元朝的著名文人均已相继去世，并且诗人高启被朱元璋处决，文禁森严、残酷诛杀的“洪武年代”在此时开启，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尽，“相比之下，1375年更引人注目，更有历史意义。”

文学史分期不等于政治史分期

    《剑桥中国文学史》着眼的“历史”是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而非纯粹的政治史。

    唐朝始于618年，终于907年，这是常识。然而，宇文所安所编写的“文化唐朝”一章，从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650年写起，一直讲到了宋人范仲淹、欧阳修成名之前的1020年。

    宇文所安解释说：“我这么写既有文学上的原因，也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虽然隋代和唐代统治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它们都属于北朝后期的文学文化。唐太宗可能曾经希望他创建的朝代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可是他那个时代的近期历史不容他如此乐观。近期的各个朝代都在第二或第三代就开始衰落，最后常常是以一个少年傀儡皇帝的登位而告终。如果太宗为此担心过，那么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唐朝的确在三代之后开始衰落，两个年轻皇帝的统治时间也非常短暂。假设武则天可以从心所欲，唐代在那时就该结束了。但是宫廷政治斗争挽救了唐王室。到此时为止，诗歌所担当的角色和文人的社会、地域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太宗时期的诗和武则天时期的诗，这一点就会非常清楚；而玄宗时期的诗人则常常十分怀念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文化。”

    当宇文所安把希望将五代和宋初的几十年纳入“文化唐朝”一章的想法告诉艾朗诺时，这位负责撰写北宋文学史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欣然同意。他与宇文所安的想法一致：宋代最初的五六十年，事实上还是前代文学的延续。“我写宋代文学史，并不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欧阳修、范仲淹他们写起。”艾朗诺说。

    “社会和历代政治的变化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但文学还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受朝代变更的牵制和影响，其高潮期和低潮期的出现也并不完全和王朝的统一与分裂、盛世与衰世相对应。这一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特别予以注意了，并把握处理得比较好，体现了他们明确的文学史理念——文学有着它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和时间表。研究文学史，应该将历史、政治、文化、尤其文学等各种因素都通盘纳入考虑的范围，从而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从文学本身出发，还文学史真实的历史原貌。”复旦大学教授徐志啸如此评价《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这种选择。

    不仅是文学史的分期力求从文学本身出发，《剑桥中国文学史》也尝试着打破诗歌、散文、小说等文类分别叙述的传统模式，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孙康宜称之为一种“文学文化史”的方法，“我们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这种叙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魏晋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时期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时期则变得愈益困难起来。”

今天的文学史不等于过去的文学现场

    当人们谈论唐诗的时候，没有谁会绕过李白、杜甫；当人们点评明清文学的时候，大多会讲到小说，想起四大名著。但如果我们回到文学史的现场，唐朝人怎么看李白、杜甫？明清人读的是什么作品？

    这部书尝试着这样一种叙述：讲述我们现在拥有的文本是怎么来的；包括那些我们知道曾经重要但是已经流失的文本；告诉我们某些文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为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告诉我们文本和文学记载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与利益所塑造的。

    上海交通大学王敏认为，既往的文学史书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而《剑桥中国文学史》试图摆脱传统的“标准”历史主义单一线条叙事模式。“譬如寒山（约691-793年）直至近代才被认为是重要诗人，由于受到禅宗影响，日本的中国文学选集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寒山的诗，这些诗引起汉学家和诗人的关注和翻译，继而引发更多研究和重译。最后发展至台湾和大陆文学界的重新发现，这就是文学史的流动性和经典重构。文学史具有多元性，可以呈现微观文学史。”王敏还举了另一个典型——李商隐与宋代“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的关系。“作为9世纪中期的经典诗人地位离不开宋代杨亿对其作品的收集，他推崇李商隐并搜集了一百余首诗，逐渐增至400余首，逐渐确立了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

    宇文所安举的是敦煌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敦煌对唐代诗歌研究来说有极大的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佚诗，也提供了对唐代手抄本文化的直接感知。如果敦煌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唐诗的理解，从反方向提问也很有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唐诗全部来自敦煌，情况又会如何？如果是那样的话，高适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唐代诗人，其次便是王梵志；李白会有一些诗流传下来，杜甫则将完全不存在。至于晚唐，我们看到的会是张祜的某些诗，而不是李商隐。此外，边塞主题将主宰我们对唐诗的理解。”

    作为“明代前中期文学的”一章的作者，孙康宜说：“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诗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类。这些小说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喜欢该文体的读者们的提携。”

    孙康宜表示，《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因为，过去的文学遗产其实就是后来文学非常活跃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学史叙述才会拥有一种丰厚性和连贯性。（本报记者 杜 羽）

    《剑桥中国文学史》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 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