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王与朱舜水敕书真迹在日发现

    2013年9月2日下午，由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三地学者组成的“德川博物馆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团”，于地处茨城县水户市的德川博物馆内，发现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写给朱舜水的敕书真迹。此幅敕书的原文虽已附载于1982年朱谦之编校的《朱舜水集》之《安南供役纪事》后，但对其真实性，学术界历来有所怀疑。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克杭州后，时在家中居丧的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与宁波的六位秀才一道组织数万民众起兵抗清。又派鄞县举人张煌言奔赴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前来监国，在绍兴建立临时政权，并与兵部尚书张国维率军扼守钱塘江东岸，不但将清军的攻势遏制了一年，还曾多次组织反攻浙西的战役。顺治八年，鲁王逃至厦门投靠郑成功。康熙元年（1662年）朱以海死于金门。清修《明史》，诬陷郑成功把鲁王沉于海。1959年8月22日，当地国民党驻军在古岗湖西侧的梁山下炸山采石，无意间发现鲁王真冢，内有“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一方。当年冬季，蒋介石巡视金门，指示在太武山脚下小径村村郊重建新墓。1960年12月，蒋经国撰《重建明监国鲁王墓碑记》，由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亲书，蒋介石、陈诚、于右任、俞大维、彭孟缉题联。

    朱舜水对鲁王监国政权怀有特殊的信赖，史称其“切齿清兵，竭诚鲁王”（藤原信笃《舜水先生画像赞》）。他不仅任官于闽浙的鲁王政权，而且还为其出谋划策，以示效忠。

    这次被重新发现的《监国鲁王敕书》真迹，长44.8厘米，宽27.8厘米，字体为明代流行之楷书，材料为绫布，有“监国之宝”朱印，中间有明显折叠痕迹。整幅敕书被表装在一个长3.5米的横轴上，可能是朱舜水去世后，光圀为珍藏此文物而特地裱装。敕书原被放在一个日本式的红色漆器盒内，盒盖背面有一段用毛笔书写的介绍舜水与鲁王、舜水与光圀关系的文字，但未署名，落款为明治四年（1872年）。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介绍说，可能是水户藩第13代当主德川圀顺所记。据李大钊发表于1913年4月1日的《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一文介绍，此幅敕书真迹曾于1912年6月2日在东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朱舜水永住日本250年纪念大典”之“朱舜水遗物展览会”上展出过。而当时纪念活动的实行委员长就是后来设立财团法人水府明德会及德川博物馆的德川圀顺。这以后整整100年，再未向世人展示过此物，也无人提及过此文献，使之一直沉睡在彰考馆库房内，逐渐被人遗忘。此次重新面世，可以说是继上世纪50年代台湾金门发现监国鲁王墓后的又一新的重要发现。

    初步考析，此幅敕书真迹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证明朱舜水所说的朱以海征召其回国抗清的敕书确实存在；二是证明如朱舜水弟子安积觉所言，其师生前形影不离、亦不轻易示人的宝物的确是此幅敕书；三是因朱舜水、朱以海、郑成功间的关系而把海峡两岸的血脉联系得更加紧密；四是为中日两国的文化缘分增添了又一件实物；五是因敕书明确记载朱舜水当时在占城（今越南南部），从而为中越关系史增加了更多想象空间；六是朱以海的文物存世极少，本幅敕书可能是鲁王唯一存世的墨迹；七是经比较后发现，收于《朱舜水集》中的《监国鲁王敕》与此幅真迹有三字不同。（作者单位：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