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边的画像

    人的一生总会留下几句至理名言给自己。我是个幸运儿，从小到大，会有无数这样的机会，而我又是个顶懂事、善于吸收“正能量”的女孩，所以至今仍能享受这种滋养。

    创造真知灼见的人大多已离我们而去，我常常会觉得他们还在人间，比如今天我仿佛还坐在郁风阿姨身边，听她口无遮拦谈天说地。

    那天是2002年5月26日，我们一拨人又走进名叫“文彩阁”的餐馆，这是北京文化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它坐落在平安大街路北，往西距离地安门路口约一百米。我们的包间里有三对夫妇，黄苗子和郁风，邵燕祥和谢文秀，李辉和应红。我们这家有舅舅杨宪益、我母亲杨苡、我和小弟赵苏。其中四位老人都是上个世纪一十年代出生的，属黄老最年长。他和郁风的长子也来了，细聊，他原来和我同岁同出生地，我是清明，他是中秋。

    文化界谁都知道，黄郁书画合璧，一位画漫画、精通书法、美术史论；一位学西洋画却在现代水墨画上探索，又能写一手美文，做了很多文化工作，比如亲自将她的恩师潘玉良的画作从巴黎运回中国。

    文人见面总是交换书，我是晚辈，送上新作后，郁风阿姨回赠我一本《时间的切片》，写的是她和苗子伯伯旅居澳洲十年的生活创作场景，我称是：“中国气质里又融入大洋洲的明丽和印度洋的水汽。”

    一顿饭到了或“光盘”或打包的阶段，郁风阿姨当仁不让地阻止了我舅舅付账，迅速地打开始终搂在怀里的那只皮包：“五百吗，不贵不贵！”在众人笑声中她把钱交到服务员手里。我目睹这一切，顿生画欲，“乘人不备”也迅速地掏出本子作画。如此近距离啊，这位年近九十的老太太，正挑着蛾眉，神采飞扬。我眼尖，注意到一只浅色发卡将她蓬松微卷的银发挽起，丝质短袖衬衣是孔雀绿的，与耳环项链和手镯极搭。画像很快画完，当场有十双眼睛盯着我，我握笔的手心都出了汗，更来不及涂色了。

    也不知是否因为这幅画刺激了老太太，事后才知，正是那天，郁风郑重其事地对我母亲说：“告诉你的女儿，要多画画，不要光写作，否则以后就画不动了。我就有这个教训，现在很遗憾。”从此母亲动不动拿这话来敲打我，我也时时提醒自己，尤其是站在画架前有时感到体力不支，真想说一声：谢谢郁风阿姨的忠告！

    第一次见到郁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和苗子伯伯在舅舅的客厅里聊天，头发乌黑，鲜红的毛衫，让我永远记住了。读了她的书，才了解她从家乡浙江富阳出来，本可以赴法学画的，但是几代家世铭刻的国恨家仇，特别是三叔郁达夫的影响，使她不甘个人安静作画，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亡运动。她当过记者、主编，画插图、画漫画，还参加过演剧活动。志同道合，相互钦慕，她和苗子走到一起，也一起经历了磨难。那些北大荒的家书，七年的牢狱生涯，风风雨雨，非但没有泯灭她的热情似火，反倒活得更加有滋有味。

    几次看画展时碰上老人，虽然一直有轮椅候着，但她坚持站着看。她曾给我舅母戴乃迭画过一幅水彩肖像，题为“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在我协助母亲编辑舅母的纪念文集时，她写了《谢谢你！戴乃迭》和《雪漫什刹海》。收稿件那晚，真下了大雪，我情不自禁写了一封致谢信，可对方根本不会电脑。      

    眼前又出现黄郁二老双双拄拐穿胡同看我舅舅的情景。郁风也会时不时问候我母亲，和她通电话是一种享受，粗嗓门儿，笑声爽朗。

    2004年8月8日，郁风和丁聪八十八岁生日宴上，她代表老寿星发言概括自己：“她曾是个顽皮女孩，好吃好东西，最馋人。爱看好画，对好东西喜欢赞美。” 

    老人得过三次绝症，却乐观地自嘲“郁三刀”，每次手术完一出院，她便旅行去了。一次在美术馆师弟刘宇廉纪念展开幕式上，我发现端庄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中竟有她。

    再过了一年，听说她突然失声。见到的那个视频中，她还是在餐桌边，说不了话却仍在张罗布菜，热心不减当年。

    郁风的书还有《急转的陀螺》《陌上花》，还记得她送我新书《故人 故乡 故事》附上的信，她写道：“赠赵蘅：和你同样，我们用文字写故事还有画。郁风1月16日2006于北京”  

    2007年春，郁风谢世后，中国美术馆为她和苗子举行了名为《白头偕老之歌》艺术展。二老的大幅照片矗立在二层中央展厅，尽现老人阳光般的笑容和一生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