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

    2008年4月5日清明，我陪同卞孝萱先生重游扬州，沿着甘泉路从扬州小东门（史可法殉国处），走到毓贤巷（旧称太傅街）阮元故居、旧城九巷先生出生及幼年生活的宅院、旧城五巷旧居等处。已是85岁高龄的孝萱师，那一天却游兴很浓，拄着徐复老先生送的竹节拐杖，步履从容而平稳。中午的时候，还专门在甘泉路上的共和春老店请我吃了一碗虾籽饺面，他说：“这面味道鲜美，以前常吃。”每过一处，先生便讲起一些往事，有时还背一两句诗词。在旧居门前，孝萱师专门让我给他拍一张照片，拍照前自己特意整理了一下衣领和纽扣，面容也十分严肃，甚至略显紧张。那一天的回忆，就这样定格在照片中。

    2009年9月5日，南京大学文史专家卞孝萱教授逝世。2010年3月29日，卞孝萱先生归葬扬州蜀港墓园，墓碑上集郑板桥字写下了刘禹锡的诗句“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先生长眠于故乡。

    2013年9月5日，是卞孝萱先生逝世4周年纪念日，4年间，我时常地回想起先生浓重的扬州乡音，谈笑风生的学者气度，有求必应的古道热肠。

“同时七印何辉煌”

    江都卞氏是扬州的望族，是东晋尚书令卞壼的后代，南宋初著籍江都。晚清卞氏有卞士云官至署理浙江巡抚，卞宝第官至湖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父子二人两世开府，卞宝第在福建曾连署总督、巡抚、学政、船政等七印。孝萱师提起家世，常吟咏扬州诗人陈懋森的诗“两世棨戟遥相望，同时七印何辉煌。”

    新历1924年6月20日，卞孝萱出生。这个三代兼祧的人家，早在光绪己亥年（1899）续修《族谱》时，就已为下一代传人起好名字。按照江都卞氏“孝义文贤，尊宗敬祖”的排行，孝萱师行“敬”，谱名卞敬堂，字孝萱。后因父亲过世，便以孝萱为名。又字映淮，晚年自署冬青老人。50年代之前，师偶尔会用卞敬堂、敬堂的名字发表文字。

    孝萱师出生后两个月，父亲便因病下世，寡母李太夫人抚养孝萱师成人。殷实的家中本来有些宅院、田产、古玩，但是经不起失去收入坐吃山空。为了度日逐渐典当、变卖家产。想让儿子读书，却又请不起私塾先生，李太夫人佣工之余，每天到学堂或邻家向先生学写几个字，回来再教给孝萱师，师就这样认字启蒙。日积月累，数年时间，本来目不识丁的母亲，和儿子一起学会了两三千字。若干年后，在《征诗文启》中，孝萱师自叙了这段身世。

    在旧城九巷17号的一户深宅大院门口，孝萱师曾指着杂居破乱的老宅说：“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曾经有五进院子，还有假山池塘。我猜想，我们家祖父、父亲恐怕是前清负责收取盐税厘金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还剩有不少铜砝码，我当玩具玩。后来为了过活，将大宅子卖掉，换到旧城五巷一处小的宅子居住，那里也有十几间房子，距阮元故居和南宋抗金将领魏俊、王方的旌忠庙都很近。”

    在寡母辛勤劳作、兼有族伯父卞綍昌（卞宝第之子，前清湖北道员、张之洞长女婿）等的接济之下，孝萱师完成了小学、中学学业。扬州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孝萱师从幼年起便陶醉其中。孝萱师就读的北柳巷小学，就是董子祠故址，是纪念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祠庙。不远处有文选楼。从家去学校的路上，又有几家书画装裱的店铺，每次路过，孝萱师就从裱画的墙壁上欣赏书画。

    2007年9月中，我与师在宁波象山参加纪念国学大师陈汉章的学术会议，曾连床夜话，师为我背诵汪中的《哀盐船火文》，说，杭世骏曾评价此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汪中七岁丧父，承母教而成才。孝萱师仰慕同乡汪中，大概也因为身世相似吧。

“国学不亡，国家就不会亡”

    孝萱师读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卞家族人多离开扬州，流亡到泰州一带。孝萱师就读于迁往溱潼小镇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继续完成学业。在那里，他第一次聆听到了国学大师柳诒徵的演讲，柳先生讲国学与国家的关系说，“国学不亡，国家就不会亡。”这令孝萱师极为感动。此前，柳先生因战乱辗转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学讲学，讲到日军南京大屠杀时，不禁义愤填膺，激动得突然中风倒地。师晚年每次为学生讲述国学时，都要回忆到这一段。

    孝萱师中学毕业后，无力继续攻读。当时银行职员的收入比较高，为了养家糊口，师便在族人的帮助下到银行做职员。这里面有个内情，师曾向我言道：卞宝第的两个孙子卞寿孙、卞福孙都是留美学生，布朗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的学士，归国后分别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开始是在扬州，后到上海，不过十八岁的年纪，孝萱师便独闯生活。银行的工作使得他对数字比较敏感，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就曾专门研究历法和年代学，也常常使用统计的方法。孝萱师右手小手指的指甲，总有半寸许长，常以此翻书稿，或也是彼时养成的习惯。

    在上海，孝萱师还曾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进修，这是他一生最高的学历。工作之余，坚持自学文史。师有感于战火中文献惨遭损失，急需抢救，就立志收集、整理晚清至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扬州诗人闵尔昌曾经是袁世凯的签记官（即秘书），好碑传之学，撰有《碑传集补》。北洋政府垮台后，闵赋闲家中，师于是向闵求学，以编纂收集晚清近代碑传为治学方向。闵尔昌去世后，孝萱师从闵氏后人手中购得闵氏收藏的碑、传、拓片和一些信札。其中2006年前后，就师示我所见，有宣统末年段祺瑞、奕劻给袁世凯的亲笔信札，辛亥革命前后冯国璋向袁世凯汇报炮击武昌兵工厂的信札及情形图纸，以及由袁世凯批阅的文书等等。孝萱师的学术研究，就是从近现代历史开始的。

    孝萱师年轻时在银行，白天工作，晚上就到图书馆读书，那时的图书馆晚上也开放，他常常是从家中带了馒头夹咸菜，用手帕包上揣进口袋，就去图书馆了，周末也是如此。除了从诗文集、图书、杂志上截取碑传史料，师还通过家族姻亲、故交关系，写信给晚清名贤遗老及其后人，访求碑传。后来师将其中民国的部分编成《民国人物碑传集》《辛亥人物碑传集》两书，并将原始资料捐赠华中师范大学。这批碑传资料极为珍贵，其中不少是稿本、孤本。

    孝萱师最后的岁月中，曾经希望将已经出版的两部《碑传集》合并，加以补充再出版。陈垣先生生前已经为孝萱师预题了《广碑传集》的书签。然而却未能如愿。

“从游知向瘦西湖”

    1945年旧历乙酉，孝萱师之母李太夫人四十寿诞，师奉母命与段子宜夫人成婚。族伯父卞綍昌赠联祝贺，联云：

    峻节著熊丸，成才琢玉；

    高堂歌燕喜，洗手调羹。

    卞綍昌是著名的隶书书法家，他亲笔书写此联并恭楷跋语。这是孝萱师生前最为珍爱的对联，从扬州到北京、南京，一直呵护珍藏。2006年搬进秦淮河畔的港龙园新居后，仍时而悬挂壁间。师曾一一向我讲述对联和跋语中的典故所出，并能背诵对联和跋语全文。

    孝萱师将母亲早年抚养自己成人的事迹写成骈文《征诗文启》，寄给当时名流，请他们题赠诗文。按照当时社会风尚，许多鬻字的耆老名贤，例不撰写寿序、寿文，但多被先生的《征诗文启》所感动，欣然题赠诗文，乃至分文不取。从1943年冬开始，陆续有邢端、夏敬观、胡先骕、柳亚子、陈中凡、胡士滢、夏承焘、柳诒徵、吕思勉等百余人题咏诗文，其中，既有清朝的翰林、进士探花、举人、秀才，也有毕业于新式大学的著名教授。前后得诗文题辞百余首，成《娱亲雅言》一卷，有些诗章已经散见于各家文集，有的则是未刊。选录数首如下：

    邢端题诗

    尚书门第重江都，欣见兰枝集凤雏。

    家世清芬传献玉，海滨善政纪还珠。

    北堂荻早寒灰画，南国轮看大雅扶。

    岁岁寒舆花下乐，从游知向瘦西湖。

    李宣龚题诗

    何尝识字始能师，教学相兼恃一慈。

    苦节至今天下少，深恩真有几人知？

    违时彩服仍娱母，循例篝灯不入诗。

    善述文章根血性，雷同岂受望溪訾？

    胡士滢题《玉楼春调》词

    难得维扬有卞君，殷勤文字述亲恩。

    廿年我亦嗟无父，读到君文泪暗吞。

    将苦节、守清贫，书声灯影太酸辛。

    一针一血母心苦，成就孤儿此日身。

    吕思勉题诗

    苦节孤贞几十年，机声灯影记依然。

    瞻乌爰止于谁屋，回首平山忆逝川。

    除海内名家题赠外，先生还购买收藏不少名家字画。先生晚年感前辈大家道德文章，读其书，赏其丹青书画，想见其人，每有心得，必深求而转相发明，著《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所征诗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寄卞孝萱》二首。陈家与卞家是三代世交，陈寅恪先生寄诗给孝萱师，并许以“嘉君养亲养其志”。孝萱师说，陈先生名声太大，从50年代中期以后就对陈先生批判不断，此前一直和陈先生保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后来渐渐信也不敢通。文革期间害怕抄家，陈先生的字不敢留，都焚烧了，同烧的还有不少名流的作品、信件。

    孝萱师和陈先生曾有数面之缘，彼时陈先生目已盲，送客时仍走至门前拱手作揖。2009年8月，南京大学文学院赵永刚博士看到孝萱师在医院曾向医生拱手作揖，甚为不解。后来渐渐知道，孝萱师晚年借书、办事多有不便，求人之处越多，而待人越为恭敬，每每作揖。每睹此，便感辛酸。

    七十年代后期，孝萱师请求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回扬州师范学院工作。他说回扬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母亲年事已高，要回家照顾老人；二是子女在家乡读书，要把他们都送进大学。

“那个时候从香港去北京，就是因为爱国啊”

    建国前夕，上海即将解放，鉴于战乱，孝萱师由上海先辗转到厦门工作，又由厦门辗转到广州、香港工作。在香港，在民主人士的帮助下回到北京工作。讲到这一段，师常常说：“那个时候从香港去北京，就是因为爱国啊。”

    到北京后师仍在银行工作，1952年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闲暇时只去两地，一是去琉璃厂淘旧书和文玩，再就是去北京图书馆读书。业余开始从事近代历史研究，发表学术文章。同去读书的还有金毓黻先生的助手，金先生曾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金先生对孝萱师极为器重，同时范文澜先生也看到卞孝萱的文章，在他们的帮助下，1956年前后，孝萱师转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此前在上海的柳诒徵先生仍和孝萱师时常通信，嘱其持信拜访金先生，并作推荐。而孝萱师直到柳先生去世后，才把推荐信转给金先生看。

    师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即今天的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工作地点就在东厂胡同一号。当时唯物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编撰《中国通史》，孝萱师即为范老查阅资料，做助手。他先将史料由原典中抄出，做成长编，供范老在编撰《通史》时采择。2005年末，孝萱师搬家时，将两叠约二尺厚的手抄材料赠给我，是为范老编辑《通史》准备的宋代经济史方面的史料，在大开的竖行红格稿纸上用毛笔或钢笔恭楷抄写，字迹一丝不苟，眉间有一处还有范老的红笔批点。

    师曾多次对我们讲：“范老虽然是马列主义史学家，但是他的思想是开放的，他对于历史的研究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例如社会历史分期问题，范老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可是毛主席要求范老不要争论，范老便不再发表反对的意见，但是在自己的书里，范老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通史》唐代及以前的部分都是范老生前亲自撰写，反复修改定稿的，今天仍值得读。”师晚年和我合撰《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姚鼐与宋学》一文时特意引用范老对宋学的观点，并说：“范老在经史子集四部都有著作，可谓精通国学。他的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没有错，我要宣传他。”

    文革开始后，因范老是奉命编撰《通史》，工作组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师说：“也是范老保护我们。”1969年范文澜先生去世后，孝萱师曾一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恰此时章士钊先生要校订《柳文指要》，王益知向章先生推荐孝萱师做助手，经周总理批准，孝萱师由干校回京工作。这期间发生了高二适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的论辩，师也是亲历者。

    母亲去世后，为了寻找更好的学术环境，孝萱师再次选择离开扬州。当时各高校政治氛围不同，孝萱师遇到于省吾先生，询问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的情况。于先生说，匡老办学理念好，尤其是尊重知识分子，路上遇到教师提意见，都会停下来认真记录，然后落实。劫后的高校也在招揽人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向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发出商调函，希望调卞孝萱来南大工作，扬州师院没有放人。孝萱师这时想出了走曲线的办法，从扬州回北京，先到民建中央工作，后由主持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程千帆先生再次发出商调函，请卞孝萱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从1984年来南京，到1994年离休，孝萱师在南大工作十年。这是他学术事业中最辉煌的十年。

    孝萱师极重感情，对师长十分尊重，时刻铭记在心。对于友朋，孝萱师也是风义可嘉。人至暮年，总是生离死别忙，每有老友逝世消息传来，孝萱师总是叹息怅然久之。南京大学文学院诸教授都还记得，2000年6月程千帆先生去世，卞孝萱先生来灵堂祭奠，扑通跪倒在地，行上大礼。有时和孝萱师谈起此事，他说，“是程先生请我来南京大学的，我感激他。”孝萱师晚年常常拄着一根旧竹节拐杖，最下端已经磨得有裂痕，这根拐杖是徐复先生送的，他说，“拿着它就想起老朋友。”

    对于晚辈，孝萱师也是尽力提携，循循善诱。他说：“年轻人想成功不容易，要帮助。我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讲年轻人的缺点。如果年轻人个个都出色，要你们老师干什么？”晚年，孝萱师为不少青年学者评阅论文、写推荐信，有求必应。

    “如果能给我一间房子，三四个研究生，每个月一万块钱经费，一个家谱研究中心就可以建起来了”

    卞孝萱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历史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此之外，还涉猎碑传、书画、近现代学术史等研究领域。晚年开拓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家谱研究。孝萱师在搜集碑传的同时，也注意到家谱的历史资料价值，60年代便利用家谱研究郑板桥，研究扬州八怪。起初只是以家谱补充史料之不足，后来孝萱师得以看到一些完整的大谱，便以家谱为中心，进行细致的学术研究。

    由于家谱是民间私修，质量良莠不齐，内容驳杂，孝萱师在研究家谱过程中，采取了与对正史典籍不相同的态度，更为审慎。对于家谱中的作伪史料，师都慧眼识出并加以辨别。《锦树堂钱氏宗谱》是钱穆的家谱，其中世系小传记载六世祖“钱进，宋承奉郎。祥符间自嘉兴赘于常州无锡之沙头王氏，遂徙居焉。”而廿八世孙钱瀛补撰《进宗公传》称：“授西京安抚使，辞不就。”孝萱师说：“世系小传的材料可靠，后人补写传的材料不可靠。什么道理哪？安抚使是高官，能做到高官的人，怎么会入赘别家哪？入赘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故而在最后撰写文章时，我们没有采用《进宗公传》的材料。

    孝萱师晚年为了看第一手的家谱资料，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去桐城参加学术会议，着重为访求桐城姚氏（姚鼐家）、张氏（张英、张廷玉家）家谱。去无锡江南大学讲学，主要是为查阅钱氏（钱穆家）家谱。但也常常吃闭门羹，碰软钉子。2009年4月孝萱师和我去某图书馆查阅一部家谱，管理员称该书破损，不能调阅。师和管理员商量，“我八十多岁了，出来一趟打的要几十块钱，不方便，能不能想想办法？”言语已近哀求，而终不果。张廷玉的家谱因掌握在私人手上，师多方求观未果，直到2009年8月31日躺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还对我说：“小武，今年桐城我去不了了，你和王思豪（时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桐城人）一定要去，带上照相机，想办法把张廷玉的家谱拍照回来。张家两代宰相，书香名门，家谱一定有可挖掘的东西啊。”

    2009年4月25日在无锡图书馆看完《锦树堂钱氏宗谱》，回来的路上师对我说：“如果能给我一间房子，三四个研究生，每个月一万块钱经费，一个家谱研究中心就可以建起来了。无锡一个地级图书馆就收藏高质量的家谱四百多种。如果我们做，肯定会更好。还能利用家谱做些研究。”孝萱师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放弃对学术探索的期盼，他始终在规划着。

“做学问你们是不知老之将至，我是不知死之将至”

    卞孝萱师自学成家，好学敏求，晚年笔耕不辍，每日黎明即起，早餐后端坐窗前，阅读著述，及午方罢。每一稿成，反复修改。他曾转述范文澜先生语曰：“做学问你们是不知老之将至，我是不知死之将至。”教导学生每以范老“专、通、坚、虚”四字为要方，以志不忘师恩。

    孝萱师把读书、撰文称为“用功”，有时在图书馆遇到，也不要我们起身，说：“你们继续用功，不要起，我看看书。”他是图书馆来得早、走得晚的读者，即便是晚年移家城郊，仍然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常客。师对我说：“每次打车进城来学校，第一件事情先看书，等精力用得差不多了，再去办取钱、寄信、拿包裹这些事。”古籍阅览室里第一个位置，时常能看到他满头白发危坐读书的身影。他会带很多大小不同的零碎纸片，遇到有用材料，便随手抄下，撰文时剪贴在文中。而说明书、广告、信封等纸张，也常常用来起草、写提纲。

    初识孝萱师时，他虽已81岁，然耳聪目明，声若洪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师戴上了金属边的老花镜，有时和我一起看文稿时还把放大镜递给我，怕我也看不到。我知道，师的精力已经渐渐不如前了；但我不知道，师会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一下。孝萱师逝世前两小时，仍与弟子胡阿祥教授谈韩愈之学，可谓“死而后已”矣。

    在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卞孝萱先生留下各类著述逾千万字。2010年先生逝世周年之际，凤凰出版社将先生生前已经结集及已发表之著述，合并出版为七卷本《卞孝萱文集》，而整理、点校、主编之书不在其中。

    卞孝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古典文化，直到生命里的最后一分钟。（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