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赏缘何不唯功

    春秋末期，赵襄子被困于晋阳，突围后奖赏有功之臣，高赫无功却居上首。众人不忿，要求给个说法。赵襄子说，当晋阳危难之时，群臣尽皆傲慢，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唯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我头一个赏他。

    给并无战功的高赫以头奖，这件事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赵襄子这样做，看起来是“礼”字当先，究其实是因势利导，包含用人导向在里边。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晋阳之役，是赵氏存亡继绝的转折点。公元前455年，把持晋国大权的智氏野心勃勃，企图兼并赵韩魏三家称霸中原，便让赵韩魏三卿各拿出百里万户之邑归公。韩魏两家明知这是假公济私，强权扩张，却不敢直撄其锋，只能拱手相让。原本就对智伯气不过的赵襄子，坚决予以回绝。智伯见赵襄子不买账，遂挟韩魏两家联合攻赵。节节失利的赵襄子率部退守晋阳。不久，晋阳危在旦夕，那些平时信誓旦旦的家臣们，大难临头也各生异心，事君不尊。万分危急之中，赵襄子派心腹夜潜韩魏两营，晓以唇亡齿寒之利害，策动他们结盟反戈。韩魏两家一向对智氏不满，因而一拍即合，里应外合消灭了智氏。赵韩魏如约三分晋地，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期。

    战后论功行赏，天经地义。但是，仅凭事君有礼就能荣膺最高奖赏，有没有搞错？要知道，赵襄子虽然隐忍怯懦，但却不是昏君。他给高赫以上赏，表面上看是先礼后功，但并非重礼轻功，而是论功不唯功。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功勋虽可嘉，有钱能买来；真诚更可贵，人心不可贾。在赵氏险些被灭的危急关头，高赫对襄子尚能礼敬有加，足以证明他对君主是何等忠诚。同时，重赏对自己忠贞不二的臣子，无疑会在用人的激励机制上产生导向作用。

    荀子说：“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尚贤使能”是荀子人才观的核心，也是用人激励机制的基本导向。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下“尚贤”，什么情况下“使能”。就是说，要发挥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不仅要看对象，赏以当人，还要看时机，赏以当时。战时与平时、创业与守成，由于对人才的需求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打天下，创基业，着重“使能”；守江山，开太平，着重“尚贤”。就是说，创业重才，守成重德，或者说，乱世重才，治世重德。

    用人德为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在非常时期与平常时期要区别对待。德才兼备当然最好，可战时非比平时，如果固守传统不知变通，你的麾下必定门可罗雀。战场上较量的是勇和谋，德行位居其次。如果像宋襄公那样“不鼓不成列”，怎么可能战而胜之？正是因为战争对人的素质有特殊要求，所以历史上那些开国之君用人往往是不拘一格的。刘邦也好，曹操也好，他们所以能战胜对手，靠的就是唯才是举。诚如魏征所言，“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

    刘邦得天下后，仍旧蔑视儒生。陆贾经常在他跟前念叨诗书，惹得他老大不高兴，骂骂咧咧地说，你老子的天下是在马背上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以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为例说，您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刘邦这才有所省悟。自此，刘邦一改山寨草莽习气，“行仁义，法先圣”，开始推行“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最终迎来汉室中兴。

    赵襄子行赏不唯功的道理也是如此。战事已了，江山既定，天下大治，需要管理国家，发展生产，繁荣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文明要素的重要性凸显，对贤良的需求优于才俊。治国安邦固然仍需各类专业人才，但与战乱时期的需求必然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