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编者按
8月22日，在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弘扬科学道德，践行‘三个倡导’，奋力实现中国梦”巡回报告会北京场活动日上，钱永刚、周建平、王陇德三位专家围绕“钱学森献身中国航天事业的科学报国精神”“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团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辉煌历程”“我国‘疾病防控’团队在专业领域勇于探索、造福人类的事迹”等主题，作了精彩演讲。
报告会是中国科协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内容之一，下半年还将在全国中心城市进行巡回举办，以加强科技工作者队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成效，感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子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本报记者采访了三位专家并整理编发演讲内容。
钱永刚（钱学森同志长子，高级工程师，上海交大兼职教授）：
钱学森一生的五次选择
钱学森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是在报考大学时作的。他就读中学的数学老师希望钱学森将来成为一名数学家，叫他报考大学的数学系；而国文老师认为钱学森的文章做得很好，希望他去报考中文系，将来去当作家；钱学森的母亲希望钱学森学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而这时的钱学森自有他自己的主意，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钱学森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侵略上海。在校园里目睹着天空飞过的日本飞机，钱学森作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铁道机械工程现在对国家用处不大，要改学航空工程，将来造出能打下日本飞机的飞机。为此，他用业余的时间把校区图书馆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钱学森从交大毕业后投考国家第二届“庚款留学”公费生，报的就是航空工程专业，当时叫航空门，就是飞机设计。他以报考当年“庚款留学”公费生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从此开始了钱学森涉足航空这个领域的征程。
在学习航空工程的过程中，他感到航空工程的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钱学森作出了人生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同时向当时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只身一人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敲开了后来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了一番口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录取了他。在导师的指导下，钱学森很快就成为航空理论方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学森历尽艰险回国了。国家的需要使得他作出了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需要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但是钱学森既然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就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卫星）、船（飞船）、器（航天飞行器）全面发展。钱学森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任务。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70岁了，为国家作出了这么大贡献，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作作报告……但是钱学森又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的国家刚刚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从70岁到85岁，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
我们称呼一位科学家，一般都会在名字前加一个“头衔”，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但我们很难给钱学森加“头衔”，因为他涉猎的领域太多，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有发人深省的见解。
钱学森虽然不是医务工作者，但钱老在吴阶平面前把今天的医学概括为“四个医学”理论，即治病的第一医学，防病的第二医学，补残缺的第三医学以及提高人体功能的第四医学。他概括出这“四个医学”的观点，让我国医学大权威吴阶平院士听后赞叹不已，他说，我行医几十年都概括不出来这个结论。
钱学森虽然不是军事理论家，但是他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对于未来战争形态的影响，对于未来军队编制的影响，以至于对解放军战略战术演变的影响的论述，被大段引用。
钱学森虽然不是生态建设专家，但是他对沙产业草产业的论述，让世界知名的防沙治沙专家、几十年来坚持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搞防沙治沙的日本人远山正瑛先生深深折服。主持我国沙产业工作的甘肃省原副省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同志，邀请远山正瑛先生到甘肃省张掖地区去考察，参观张掖地区按照钱老沙产业的理论治理沙漠、防沙治沙的成果。远山正瑛参观完以后，向陪同他参观的刘恕副主席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说：“我发现你们的方法、思路比我高明得多。”
钱学森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楠森教授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是到了我们国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人认真听取钱老见解的时候了。
钱学森虽然不是社会科学家，但是我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名词，像“政治文明”这个词的版权就属于钱学森。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钱学森应《求是》杂志之邀，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词。
钱学森虽然不是建筑学家，更谈不上建筑大师，但是钱学森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构想，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参与探索的一种理论，正在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建设的一种依据。
钱学森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吸引着不少教育界的从业者，作为寻找“钱学森之问”答案的重要参考。
2011年，中国科协与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一套四枚，其中有钱学森。要求一定要在钱学森的邮票上加“头衔”。我与邮票设计人员讨论，费了大劲，才把钱学森的“头衔”定了下来：应用力学、航天与系统工程学家。说实话，我还是不太满意。钱学森去世时，新华社发消息时，避开了这个不好解决的问题，用的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今天，钱学森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这一生所展现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风范将永存。我们要从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手中，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奋勇前进。
周建平（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研究员）：
在奋斗中展现中国力量
回首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我深切地感受到，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过程，就是具体践行中国梦的过程。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科技活动，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的航天工作者始终牢记“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这个道理，以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准确识别风险，有效控制风险，努力把残余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确保万无一失。在神舟八号、九号任务中，各飞控试验队就准备了200余份飞控技术文件，进行了各类正常、应急、故障过程演练50余次，制定了600余个故障模式与对策。为了在太空中的一次手控对接操作，参加航天任务的航天员在地面就进行了1500多次训练，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们始终把质量作为工程的生命，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形成了“双五条归零标准”“双想”“四查”“五不操作”“源头控制”等质量管理措施和质量文化。我们也牢牢树立了“发现问题是能力，揭露问题是党性，正视问题是素质，解决问题是政绩”的观念。在我们的研制过程中，在我们20年的历程中，我们的会议从来不是在讲成绩，都是讲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而精神往往能够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我们留下了“两弹一星”精神这一宝贵财富。在他们崇高精神境界的激励感召下，广大航天工作者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满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感到，“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就是中国精神在科技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倍加珍惜、始终坚守的精神家园。
搞科技工程，必须要有实事求是、敢于承担的科学态度。按照原定计划，神舟九号飞行任务是不载人的，而且这个计划已经经过了中央批准。2011年底，通过对神舟八号任务完成情况和研制工作进行的全面技术评估，我们认为神舟九号任务具备了实施载人交会对接飞行的条件。但是，载人和不载人面临的风险和压力大不一样，要不要报请中央更改原定计划？我再三考虑，与研制队伍反复研究，本着对国家负责、对载人航天工程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向工程领导汇报了我们的判断和意见。事实证明，神舟九号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但使我国提前突破和掌握了载人交会对接技术，而且在几乎没有增加经费的前提下，多了一次宝贵的载人飞行机会，使我们可以利用神舟十号任务为后续发展做更多的技术试验。
我参加载人航天科技团队已经15年了，在工作中亲身感受到了众多载人航天人夙兴夜寐、全力以赴的忘我工作精神。许多已经两鬓斑白的老同志、老院士，仍然不辍耕耘战斗在工作一线；许多风华正茂的青年英才，长期坚守在戈壁沙漠，奋战在浩瀚大洋；许多同志家中困难不能顾及，父母床前不能尽孝，亲人生病不能照顾。尤其是中年的同志，有些还是女同志，30—40岁的年龄，孩子几岁、十几岁，他们放弃了家里的一切，包括孩子的教育，日夜为航天研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工人师傅，宁愿受到处罚，也毫不犹豫地及时报告自己操作中的失误，而不是把错误偷偷地堵上……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像载人航天这样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工程的研制建设工作，直接承担研制的科研院所就有100多个， 协作单位3000多个，十几万科技大军。所有参加工程研制建设的单位和同志们，发扬大力协同的优良传统，有问题共同研究，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形成了“一切为载人，全力保成功”的强大合力。每一次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都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的具体体现，离不开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各行各业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凝聚起无比强大的中国力量，铸就了神舟飞天中国梦的辉煌！
王陇德（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应该怎样工作和生活
疾病防控和健康促进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从研究和探求当时、当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找出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关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受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转化情况，制定与时俱进的策略与措施，并认真付诸实施。
在这些工作中，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愿意与大家交流。一般来说，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个人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能处理好个人的理想与事业的发展，不能把握好个人的努力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但个人的才智难以有效发挥，而且个人的健康发展也难以实现，甚至可能导致怨天尤人、一蹶不振的后果。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赞赏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我曾听科协主席韩启德谈到，在北大学生讨论理想的会议上，一位同学振振有词地说“我就是冲着诺贝尔奖来的！”一个人有远大的理想，无可非议，但像以上这种抛开整体事业、单纯追求个人成名成家的思想，实不可取。
一方面，个人的勤奋、努力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这种勤奋和努力必须用在“尽心、尽力”地做好日常工作上。我特别强调“尽心工作”，工作中要“知不足”，学习上要“不知足”。只有用心去思考，工作业绩才会大不相同。一个只有2000多万人的犹太民族出了1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除莫言以外，仅出了11位华人获奖者。差别在哪里？应该说，根本原因在于从小培养“用心”的习惯。犹太妈妈问放学的孩子“你今天在学校里提了什么好问题？”而中国妈妈问的是“你今天在学校里学了什么新知识？”应该说，提出好问题是创新的第一步，是引领探索研究走向正确终点的基础。
另外一方面的体会，是如何看待“成功”。一部分人非常看重成名成家的所谓“显赫的成功”。其实这种“成功”是受到许多客观因素影响的，不是完全由个人的努力所决定。譬如个人有没有某些方面的“天赋”，特别是在文艺和体育方面。我觉得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的判定标准应该是，我这一生是否为我的本职工作尽了心、尽了力。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一生就会充满幸福感。有人对“幸福”下过定义，即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我觉得这个定义总结得非常好。一个人在名誉、地位、待遇等方面应该做到“知足”，否则就会“自寻烦恼”“自毁前程”。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教授在2013届清华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送给学子们的箴言是，“在人的一生中，比取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赢得尊重。而赢得尊重的关键，在于坚守良知”。可见把握好良知的底线比任何成功更重要！
第三个体会是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去生活？我们在宣传一些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时，总是强调他们是如何废寝忘食忘我地工作。我觉得这种宣传引导有失偏颇。这种宣传是在造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
应该说，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一个人自己也不是孤立的人。一个人有父母、配偶、子女、同事、朋友等。一个人不能仅为自己负责任，还应该为自己的亲友和社会负责。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他人的责任要远大于对自身的责任。而且，在尽这些责任的同时，也是对自身情操的陶冶。真理再往前多跨一步就成了谬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是不可能起到榜样的作用的。另外，从科学用脑的角度上来说，也不能整天扑在工作上，不参与其他任何健康的文体活动。大脑在高度兴奋一段时间后，相应位置的皮层会处于抑制状态，此时应更换活动种类，让大脑的兴奋灶转移，原工作区得到休息。这是提高大脑工作效率的重要措施。清华大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8－1＞8”的理论。其内涵是，如果每天拿出1小时去作体育锻炼，那么工作效果远大于8小时全用于工作。在上世纪末，曾在北京大学任职十年、其中担任了6年党委书记的任彦申同志，写了《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总结了他作为中国著名高校主要领导同志，对做好领导工作的体会。其中许多都是他的一生感悟，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非常值得做管理工作的同志一读。他在该书中总结：“一个受人拥戴的领导者，应当有声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有情有义地交往。”应该说总结得十分精辟。我想根据自身的体会，对这三句话略作修改：“应当尽心尽力地工作，真情真意地交往，有劳有逸地生活”。（本报记者 胡其峰 采访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