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震撼了我（中）

    记者：是什么使您对梁漱溟先生产生兴趣的？您对中国乡镇建设的研究也是受梁先生的影响吗？您如何评价梁先生对您生活、事业的影响？

    艾恺：我于1966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我有机会修读费正清、史华慈和余英时的著作。当我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梁漱溟的名字进入了我的视野，我立刻为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历史研究所完全忽略而深感震惊。当时关于梁先生的英文材料非常稀少，而且很珍贵。梁先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仅在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一书中出现过，且只有一个段落的篇幅。另外，范力沛先生也曾出版过一篇关于梁先生乡村重建运动的论文。梁先生的其他角色，包括作为民主同盟的创立者，穿梭调停国共和谈，创办《光明报》等等，均全遭忽略。至于梁先生父亲的自杀，他离开北大之后的生活，他和毛泽东以及同时期知名人物之间的交往等，更是无人关注。

    我对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我真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或外国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出现？为什么只有他几乎是唯一积极领导乡村改革这项重要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1969年底赴台湾继续学习中文，并开始进行论文的初步研究。离美赴台前，我特地和许多身居台湾和香港的年长学者联系，询问他们或者他们熟悉的人，是否认识梁漱溟。受时空所限，当时很难判断梁先生是否仍然在世，更不用说与梁先生直接联系了。在台湾，梁先生被视为“亲共”知识分子，其著作也遭当局查禁，所以很难得知是否有人认识梁先生。尽管台湾官方禁令森严，我却发现台湾当地还是有很多人敬仰梁先生的。在台湾学习期间，我很幸运地拜会了梁先生在台湾和香港的老朋友。

    1972年回到美国后，我便开始积极撰写博士论文，并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完成关于梁先生的论文。论文立刻就得到导师们的高度赞扬，但我本人却对其不太满意。后来，我的一位朋友谢伟思（前美国外交官，中国通），也对我的论文研究充满兴趣，并鼓励我将论文交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当时我仍有很多顾虑，仍觉得其不够完美，于是又花了两年时间对这篇论文进行补充和修改。1979年《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终于面世，后来事实证明这本书的出版极为成功，各种好评和荣誉纷沓而至，立刻获得了1978~1979年度的费正清奖，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最佳东亚历史著作。当时我还在哈佛大学教书，但随后就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因此从1980年到现在，我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梁漱溟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梁先生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多方面的人才。这句话是怎么来的？1985年梁先生在中国文学院讲学时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人。”他用了特别大的声音讲这一句话，而且用很大的力量来强调它。虽然梁先生常被人视为学者、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而我也觉得这些称谓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却肯定地、绝对地、斩钉截铁地亲口对我说了好多次“我不是一个学者”。纵观他一生的行为表现，他更倾向于行动派，而并不是单纯从事思想活动。这一特点可以明显地从梁先生的生平看出来。他不只是要表达他的思想，相反，他一直觉得光有理论而缺乏实践是没有用的，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他自己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的确如此，也一直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学问。

    我为什么把关于梁先生的传记起名为《最后的儒家》，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思想，不是因为他1921年宣布放弃对佛学的提倡而主张了儒家思想，也不是因为别人称他为“新儒家思想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举止、为人、行为、性格和品德。梁先生不但知行合一和表里如一，而且他白璧无瑕的美好心灵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我认为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这也让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首先，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是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乡村问题，他当时认为这个运动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乡村建设主要是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提供了一系列现代科技与经济成长的福利，同时也帮助民众和政府改善关系，让人民的生活更好，人民的福利更多。所以乡村建设的第一项优点就是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其次，乡村建设和梁漱溟复兴传统中国文化的项目有关。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本不在哲学、文学或者艺术的典籍中，中国文化的精髓存在于它的社会和伦理体系，也就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形态，而这个社会形态完整地运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所以，要想复兴中国文化以及解决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乡村建设是唯一有效的出路。

    今年年底之前，中国的外研社将出版我的近作《当代儒学：理论与实践》，也将出版我以前的书《最后的儒家》中译本的新修订版。我目前正在将梁漱溟最初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翻译成英文，并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明年，外研社还将发行我的演讲录像光碟，名为《洋话中华文明史》，主要是关于我对邹平县史以及河南宛西史的地方史研究。而这两个地方又都与梁漱溟的事迹密切相关。

    记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您多次访问或到中国考察，见证了山东邹平乃至中国城镇发展的变化。新一代领导人将中国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驱动力之一，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中国可以从美国的城镇化建设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艾恺：美国的都市化与住宅郊区化的经验对中国并无太大参考价值。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工业化主要依赖自由市场的力量，政府并无介入，因此随着工业部门的增长，城市亦增多扩大，而全职的农业人口则萎缩至无足轻重的比例。我想美国现在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称得上是完全依赖农业收入维生。同样的，这也不是政府介入的结果。当然，最近有许多美国的都市濒临破产的边缘，可是美国文化生活的中心仍在大城市和大都会。由于中国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美国，因此中国永远无法复制美国的郊区住宅的经验。

    梁漱溟的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将现代科技与地方产业在乡村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建设与梁漱溟的理想并无太大的不同。梁漱溟第二个主要目标是以儒家道德体系为核心建立一个新社会，最终将中国的文化核心再度转移回城市。或许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建设正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不然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破坏了乡村保留的传统道德。就算在乡村地区，儒家价值观也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华盛顿8月31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