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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9月01日 星期日

    第一书评

    恢宏巨著商代史

    ——评《商代史》出版的学术意义

    曹定云 《 光明日报 》( 2013年09月01日   05 版)
    商代“妇好”鸮尊 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商代史》(共11卷)宋镇豪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恢宏巨著——《商代史》共11卷,635万字,在“商代史”的著述中,史无前例;在同类“断代史”的研究成果中,也不多见。

     

        殷商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自商汤立国到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大约经历了550余年。这段时间不算短,但有关殷商的历史记载却非常少,研究相对滞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只有2868字,从中人们只能了解其大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第四章有记述,14000字,比《史记》是多了,但人们了解的仍然是“轮角”;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第二章第三、四、五节有记述,也只有13000余字;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第二编第二章有论述,全文31100余字。而多卷本《商代史》,充分吸收了甲骨文、金文、陶文、玉器契刻文、简牍的研究成果,以及田野考古新材料,结合古代文献进行梳理,视野大为开阔。本书内容涵盖了商代史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商代世系、商族起源、商代国家与社会、商代都邑、商代经济与科技、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商代宗教祭祀、商代战争与军制、商代地理与方国、殷遗与殷鉴等等。全书对商代史中最主要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可以说是“重建了商代史”。

     

     

        由于吸收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甲骨文、金文、田野考古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众所周知,当年王国维曾根据甲骨文指出《殷本纪》中“三报”的次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如今,本书作出新的补正:在先公中加进了王亥之弟“王恒”(卷一、196页),此人不见于《殷本纪》;外丙继位次序应在太甲之后,而不是在太甲之前(卷一、199页);商先公中的“高祖河”应是王亥之父“冥”(卷一、367页)。对于商汤“始居亳”的地望,书中也作出新考证。商汤始居之亳究竟在哪里?过去众说纷纭,有所谓“南亳说”“北亳说”“郑亳说”等等。而《商代史》提出,商汤“始居之亳”是内黄县的“黄亳”,亦称“薄”,非常精辟,不但符合地理认知,而且对“韦、顾”地望也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卷一、第39—41页)。

     

        殷代的祭祀非常频繁,以往学者对甲骨文中“黄组”周祭卜辞的研究,认为分属于帝乙、帝辛二王,只有帝乙、帝辛二王的祭祀系统祀谱。而《商代史》则指出,“黄组”周祭祀谱分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三王,是三个祭祀系统的祀谱。这是卜辞分期断代研究中又一重要成果。与此同时,“黄组”卜辞中“祊祭”卜辞及其祭祀规则亦被发现:这种卜辞只祭祀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和武乙之配母癸,其祭祀次序是以“日名”排定的,而不是“继位”次第(卷一,386—387页),这使人们对殷代祭祀又有了新的认识。

     

        本套书对殷末帝辛征人方以及殷代王年的研究,也获重大进展。帝辛征人方是殷史中的重大事件,卜辞有大量记载。以往学者都认为征人方是在帝辛十年,并根据卜辞进行“排谱”,论述“征人方”的路线与行程。“排谱”互有歧异,而且总有一些卜辞难以“排进去”;而对征人方的出发地有时称“大邑商”,有时称“商”,也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对此,《商代史》找出了答案:帝辛征人方不只是“十祀”一次,至少还有“十五祀”征人方的记录,可能还有其他时间征人方的事件(卷一、38—39页)。如此,那些“排不进”的卜辞有了“新的归宿”;对征人方的出发地“大邑商”与“商”,也都找到了新的答案:它们是不同时候征人方的不同记录。殷晚期有一件重要的青铜器——孳方鼎,铭文中有“唯王二十祀”之记载。对此,有学者认为是“佳王曰祀”,而本书继续坚持“唯王二十祀”说,并作出详细论证,有理有据(卷八、465页)。文章根据卜辞和金文材料,推断出文丁、帝乙、帝辛三王在位时间都在20年以上。

     

     

        本书对商代历史的研究,方位全、角度多,取得的成果也非常丰富。当然,作为一部有众多学者参与撰写的学术巨著,由于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故在不同章节的论述中,出现了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情况。例如,卜辞中的先祖“夒”究竟是始祖“契”,还是远祖“帝喾”?本书卷一第五章支持王国维的说法,认为应是“帝喾”,而卷一第八章则认为应是始祖“契”。又如,商汤始居之“亳”,卷一第二章已正确指出是内黄的“黄亳”(薄),而卷二第二章又认为是谷熟县的“南亳”(第100页),卷二第九章则认为“曹亳的可能性最大”(第406页)。再如,关于廪辛是否继位的问题,卷一第九章认为廪辛在位,并“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卷一、418页),而卷八则认为“廪辛不但没有继位为王,而且也不曾立为太子”(卷八、337页)。

     

        作为一部学术巨著,多卷本《商代史》由于是众多学者参与,前后10年,工作量大、时间长久,出现一些“失误”在所难免。而它的贡献却在于:它建立起“商代史”大厦的“框架”,并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今后“商代史”的研究提供了“蓝本”,铺开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商代史的研究肯定还会继续前行,本书将承担起“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它的“奠基石”作用将永驻长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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