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谈

    本期主题

 

    写作是心灵在寻找回家的路。同一个故乡，心中的“家”却各不相同，回家的路也千回百转。作家们用深情的笔寻找和倾诉，于是形成了地域风情浓厚的文学作品。“故乡的写作”造就了特性鲜明的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群，即使在他们构建想象中的“别处”和“那里”时，亦无时无刻不绽放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近日，本报记者部与重庆黔江区委宣传部共同组织“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谈”座谈会，正是寄望更多的人真切地认识和回报滋养我们的这片脚下土地。

 

盛开的少数民族文学之花

 

    重庆的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等渝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风淳朴，民俗浓郁。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在绵延千里的武陵山腹地出生、成长、生活和创作，对当地的生活有着敏锐的触摸和深刻的把握。民族性和地域性融合的民情风习、山光水色、世态人生，大量进入作家的艺术视野，成为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鲜明特色。第代着冬的《灵雀》、苦金的《残树》、吴加敏的《花灯》、冉仲景的《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都是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和鲜明渝东南民族风情的作品。作家们珍视和守护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浮躁盲目，不急功近利，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群中，已先后有陈川、何小竹、阿多、冉庄、冉冉、何炬学6位作家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12年，陈小勇的长篇小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今年7月，苦金、易光和杨柳3位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又入选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篇目。

 

    近年来，重庆市紧紧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相继出台了《重庆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创作签约管理办法》《重庆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报刊发表作品奖励办法》《重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奖励办法》等扶持政策。围绕建设“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群”目标，举办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班，出版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创办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基地，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土家族作家孙因、吴加敏、冉仲景、冬婴、张万新、维扬、亚军、朱雀，到苗族作家第代着冬、张远伦、杨见，一个年龄跨度从“30后”到“90后”的文学创作群落，正成为重庆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生力量。现在，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中有10余名中国作协会员，100余名重庆作协会员，一批实力雄厚的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活跃于中国文坛。徐志摩诗歌奖、艾青诗歌奖、台湾薛林怀乡诗歌奖、《民族文学》“山丹奖”等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颁奖台上，都留下了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樊 伟）

 

停顿和“那里”

 

    鸟在我影子上停了片刻/像一枚唱针转动我的唱片/大片鸟鸣中/我听到了/寂静/那是我的高腔和花腔/我的独唱与合唱/被拉弯的咏叹调/仲夏般肥美的和声/我还是习惯念白/用饱经炎凉的嘴唇/把圆念到缺/把空念到虚/经久不息我的停顿/多么羞愧/我曾划伤大地/就像一枚折断的唱针

 

    这是我一首短诗《唱片》中的句子。它描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写作状态——在生命的中途，我迈入了一片“黑森林”，它荒寂、幽邃、无声无光、不知所终……让人疑惧困惑、失却方向、踟蹰不宁，你不得不接纳并承受其中的迷茫、失重，希望和无望，暗昧与空无。

 

    这片有限无界的未知区域不再是自己熟稔的“那里”——那些个已然习惯的观看角度，设定好的角色、道具、背景，驾轻就熟的语言方式，开始让人心生疑虑和拒斥，它们变得疏离，陌生，失效，甚至隐匿不明……要知道，这可是我曾赖以行走江湖并且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一切啊。

 

    在这样的时刻，我当然知道不能心急，也明白这停顿是人生节奏的必需：就像潮汐再次涌动之前的静止，两幕大戏之间的酝酿，前后梦境相隔的间隙……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收束起内心，中止习惯性的念白，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感官关闭起来，我要加倍在耳朵鼻子眼睛里放进磁铁。所有言辞都埋藏在内心的矿脉中，我得勘探出混杂在里面的黄金。

 

    我一直不太喜欢对地域的刻意强调，我宁愿称其为“别处”或“那里”。作品中的故土并非写作者现实出生地的对等物，他也无需为弥合两者的细节而殚精竭虑。在我看来，是否拟构创建了想像中的“别处”和“那里”，才是应做的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工作。（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执行主编 冉 冉（土家族））

 

黔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黔江少数民族作家始终关注着他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从陈川、任光明合著《钟声又响了》开始，阿多、阿炳、苦金等人的小说，笑崇钟、饶昆明、许昌、吴明泉等人的散文，何小竹、杨见等人的诗歌，无不洋溢着自然清新又浓郁醇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

 

    扎实的生活经历与对艺术的不懈探索。长期生活在地域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而打下的扎实的生活底子，是黔江少数民族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基础，但他们并不因此自我封闭。陈川的小说《梦魇》，苦金的小说《啊，沉香木》，阿多的散文《清明茶》，任光明的报告文学《洪湖，你听我诉说》，还有何小竹、杨见等人的诗歌，都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前卫性和探索性。

 

    语言个性化与规范化的有机结合。受地脉和民族的语言环境影响，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他们都有意识地规范文学语言，像何炬学的小说《摩围寨》，就是地域性表达和文学语言规范运用的成功融合。

 

    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付志栋的长篇小说《红尘》、汪增阳的长篇小说《生死路》、饶昆明的短篇小说集《荒夜》、钟天珑的散文集《永远的完美》、吴明泉的散文集《被音乐照亮》，都有着对人类、对生命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

 

    近年来，黔江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群。若若的长篇小说《女儿湖》，易嫚的《丝婚》等长篇系列小说出版后，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邱平、黄霞、吴娅、龚雪莲等人的散文，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这些都为黔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增添了清新的气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黔江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屈银安（土家族））

 

滋养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土壤

 

    黔江地处渝东南中心和武陵山区腹地，在这片2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54万土家、苗、汉、蒙、回、藏等14个民族的人口，其中少数民族占78.4%。

 

    这片土地风光瑰丽，民风古朴，民俗奇异。根植于这片神奇土地的作家们，创作了许多大山一样厚实、凝重的篇章，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黔江区作家协会现有会员近100人，其中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31人，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12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等国家级协会学会会员10余人。

 

    我个人认为，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六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黔江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域特色鲜明，有崇尚文化的传统。坚持创作的黔江作家中，有3人为厅级干部，约20人为处级干部。二是历次行政体制调整，汇聚了一批文学精英。特别是1988年成立的黔江地区下辖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为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三是古朴醇厚的民风陶冶了作家的情操，作家之间相敬如宾，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四是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设立了黔江文学奖，建立了文学创作激励机制，力尽所能为作家解决具体困难，营造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五是薪火传承。开展作家进校园等活动，发展和培养文学新人。老、中、青、少和睦相处，作家队伍后继有人。六是对外交流生机勃勃，文学活动丰富多彩，创作队伍整体素养不断提升。

 

    文学是城市精神的标志。黔江作家群正呈现出老年作家宝刀不老、中年作家后劲十足、青少年作家层出不穷的可喜局面。黔江作家以丰厚的创作实绩，绽放于这片土地。（黔江区作协主席 钟天珑（土家族））

 

逮字：迷人的工作

 

    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逮”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动词。人们管吃饭叫逮馒馒，管睡觉叫逮瞌睡，管捉迷藏叫逮猫猫，而读书写作，则被叫做逮字。

 

    我热爱写作，便成了一个快乐的逮字人。

 

    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整个童年时代，我跟牛羊猪狗在一起，跟镰刀柴草在一起，跟山歌传说在一起。山坡是我的教室，鸟雀是我的同学，野花是我的教材，春天是我的老师。我能学到的，只有种子雨滴汗水和谷粒。我光着脚丫，四处飞奔，一会儿山巅，一会儿河里，一会儿婚礼上吹奏唢呐，一会儿招魂仪式上跟着巫师念叨咒语。我不认识小提琴，但我敲过葫芦瓢；我没见过石膏像，但我热爱老外公；我念不出ABCD，但我能喊答应小蚂蚁。像所有乡下孩子一样，我野道而谦卑：不高看一棵树，不小瞧一只蚁。

 

    为白菜的裙子担心，为母鸡的棉袄发愁，为青草的梳子失眠，为喇叭花的前途忧戚。乡村有乡村的欢乐，更有它不一样的苦难。真正的乡村并非总是诗意盎然，更多的时候，它眼角有泪，心底有痛，胸中有一声长长的喟叹。也许，我的文字，将花草们花花草草的想法泄露了；也许，我的诗行，将家禽们喔喔啊啊的痛楚交代了。流浪于故乡，我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全写进了诗里，于是有了《土家舞曲》，有了《芭茅满山满岭》，有了《米》。

 

    打小喜唱民歌民谣，所以我的诗歌中有那么多的民歌元素。我家乡的民歌，总是兴得开阔，比得贴切，转得自然，煞得有味。一个被民歌滋养的诗人，他的诗歌，不是用键盘敲打出来的，而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文学书写既要着眼地域，又必须超越地域。地域书写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稍不留神就会步入歧途。有的作家误把某些具有地域色彩的特殊符号当作书写目的，越是沉迷其间大肆渲染，离文学的本质就越远。

 

    我写作着，为逮住一个字而快乐万分。（冉仲景（土家族））

 

根在故土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故土不仅是涌流不竭的创作源泉，更是心灵的栖息地和放牧场。

 

    学习写作要追溯到30多年前。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文学青年遍及城乡的每个角落，发表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便可名重一时，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作为77级中文专业的大专生，当作家似乎成为我最自然最理想的选择。一旦真正提起笔来，眼前奔涌而至的便是故乡的山水风物和形形色色的街坊亲戚。

 

    我的家乡深藏于延绵千里的武陵山脉，是一个叫做黔江的小地方。我生在濯水古镇，长在县城，几乎每逢寒暑假都被送往乡下的亲戚家，在山野里享受着自由和快乐。不到18岁外出求学，此后因工作安排和调动，从家乡几进几出。但不管身在何处，精神上却始终没有离开故土。

 

    在早期业余创作的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中，故土是我表现的唯一对象。我的笔下展现的，是故乡小城的街景、乡村的吊脚木楼、清澈的不乏野性的溪流，当然还有我挚爱的乡亲们的故事。当身居都市回望故土的时候，我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眼光和更为纯粹的感情，写得也相对多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空间的距离产生了美感，让我对那片土地更加眷恋，更加一往情深。许多时候，尽管是用一种批判视角在打量，但我清楚，内心的柔情没有一丝一毫的衰减。

 

    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我的大地就是渝东南，我的灵魂将永远在那高山之巅、沟壑之间以及小城的街角漫游。（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陈 川（土家族））

 

渝东南文学创作的三个关键词

 

    很久以来，渝东南就具有了较为浓厚的文学传统。虽然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但这里的人们对美与文学却有着执著而深刻的追求。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学传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

 

    我理解的渝东南文学创作，不管就虚像还是从实景上来看，都与三个关键词分不开。

 

    第一个关键词是“坚持”。渝东南的作家不随波逐流，以大山般恒定的力量和“蛮劲”，坚持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他们也不管结果如何，只是喜爱，只是需要，只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几十年坚持下来，就有了人，也有了作品。

 

    第二个关键词是“安定”。渝东南的作家在创作上安然、有定力、有定见。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普通群众，但对待文学都抱持相同的心态。他们把文学创作当做生活的一个常态，不离，但不腻，有着某种难得的超然。

 

    第三个关键词是“眼界”。没有眼界，或者眼界很低，坚持和安定的结果，只会生产出一大堆无用的垃圾。我不敢说渝东南的作家都具备了很高的眼界，但他们对于眼界的自觉是非常明显的。深处偏僻之地，眼界更加紧要，否则就是井底之蛙。我所了解的渝东南作家的阅读和写作，都力求向当下中国的顶尖或世界的顶尖作家们学习看齐。

 

    渝东南作家们的成就，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比肩群雄的高度，不过大山的孩子有的是坚韧和谦虚。假以时日，我相信他们是能有更大作为的。（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炬学（苗族））

 

真切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走过许多地方，最令我魂牵梦萦的却是我家乡的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边界地区，山凶水野、偏僻孤冷，却有挖不完的文学宝藏。

 

    渝东南的黔江区有一个清朝地震时形成的堰塞湖小南海，周末我喜欢去那里钓鱼。钓鱼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渔友田波儿。他的父亲上山砍柴时摔伤进了医院，东挪西凑借了不少钱医治，父亲最后却成了植物人。这个家垮了，田波儿就成了失学儿童。后来，我坐船时又听到另一位曾经的失学儿童牛文君说，他小时候想看电影，听说邻村来了电影队，便约一个小伙伴划船去看电影，中途遇上暴风雨耽误了行程，等他们划了几个小时的船赶到时，电影早就放完了。

 

    我将这两个失学儿童的真实故事写进了短篇小说《明天在哪里》。小说在《民族文学》和《人民文学》发表后，2004年获得重庆市文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小说征文一等奖，后来又被选进中国作协主编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短篇小说选》。

 

    另外一件事。解放前，姑姑远嫁到我们家乡边缘地带的湖北的大山深处。有一次她回娘家，在灯下和我妈妈讲她们那里的事情，说是她们每年冬至要给土地庙上香，村里人要在摆手堂一起跳土家族的摆手舞，还说村里有个婆婆做梦都想看一看什么是汽车，可是方圆百里都没有公路，后来那个婆婆到90岁了还在念叨着想看汽车。

 

    我把那位婆婆的梦想搬到渝东南具有原始风味的武陵山区来，写成中篇小说《远寨》发表在《民族文学》上。2006年，《远寨》获得重庆市第三届文学奖。

 

    天空高远，脚下厚重。为了文学之梦，让我们真切关注脚下的土地吧。（苦 金（土家族））

 

忧伤住在温暖中

 

    彭水位于武陵山和大娄山结合部，乌江穿境而过，属于典型的山水之城。和其他地方相比，彭水经济相对落后，更易获得悲悯感动元素；民俗民风独特，更易获得异质风情场面；农村以及小城镇化，更易直观看到农民精神困境；淳厚温情的民族性传承，更易满足于小小幸福。这些都是这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弥足珍贵的内在精神谱系。

 

    小时候，我经常从老家那片山坡下来，到镇上卖几样东西：枞树球、麦草、包谷核、山葡萄、野麻皮、巴岩姜……一般来说，都会换得几毛钱，然后去镇上唯一一家小书店，买一本连环画或者剧本，乐呵呵地回家慢慢啃，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文学、亲情、乡野，这些词语，逐渐成为了我心灵的需要。十六岁离开山坡后，我就从未中断过对它的书写。

 

    这里是山歌的海洋，随便哼一句山歌，便有无数“朗格”“里格”“哟嗬”“啰尔”“啷啰”“歌师傅”“娇阿依”前来回应。在这里，我可以东牵一绺藤，西挂一串瓜。我可以随便做芋头、做藕、做土豆，潜到地热里去。这一切，都因为有彭水这个故乡。摩围山和大乌江的馈赠，是无尽的。

 

    要说我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是：政府的扶持仅仅是一个方面，作家们需要低下骄傲的头颅，到亲人们的劳作和休憩里去，到民族的真实文化里去，到我们笔下人物的忧伤、困惑、感动和温情里去。诚如是，文学幸甚。（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作协主席 张远伦（苗族））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张国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