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重庆凤凰山古圣寺中,孤儿难童“盛装”舞蹈,绽开笑脸——避难于古寺的育才学校,用智慧和美的启迪浇灌出一片苍翠馥郁,而将这片断垣颓壁改造成乐园的人,正是陶行知。
“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这是陶行知先生倡导和奉行的“大丈夫精神”。俯下身躯,贴近苦难中国的大地,“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为民族独立解放,不怕吞噬残害李公朴、闻一多后的“第三颗子弹”,陶行知,就是这样一位大丈夫。
作者周洪宇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事陶行知研究,迄今已逾三十年。《陶行知画传》中,作者秉持严谨的历史态度,展现了陶氏一生艰辛的寻找之路,寻救国救亡之正途、找求学求真之教育。“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以短暂的人生拓展了生命价值的多元性,实践了“爱满天下”。
全书解析了陶行知的文化背景与经历,意图破解陶行知家事兴衰、求学征程、婚姻家庭和人际交往的密码。作者以时间为画笔,渲染出陶行知“文化伟人”的精神底色,铺陈了杂糅中西的政治文化观念和宗教思想,对陶氏三十年文化实践的影响;展现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的抗争与探寻。陶行知“自我对立”的文化经历,熔铸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范型”的人。
20世纪初,众多知识分子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尝试用教育这把开山辟路的铁锄头,垦荒贫瘠落后的故土:1918年,上海陆家浜的贫民区有了一所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炎培规定招收“寒素子弟”入学,倡导教育与社会结合;1919年,张伯苓在南开洼八百亩围塘上开建南开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原则,推动南开大学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迹”(陈平原语);1927年,在沾满鸦片与赌博积习的破落小庄,陶行知和学生亲手建设晓庄师范——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集合了近代教育改革家的诉求。黄炎培、张伯苓、陶行知等有识之士,皆以教育之力改造旧社会,实践着“办学校来唤醒民众”(蔡元培语)。
细观陶行知,“一生为一大事来,为一大事去”是其教育实践的执着追求。作者勾勒出一个教育改革先锋的身影,概述陶行知在高等教育改革、乡村教育运动等七项改革中的独特建树。继而,纲举目张,将陶氏四次办学的过程安置在严密、完整的框架中,令其不同阶段的办学实践,既有纵向的时间轮廓,又有理性、客观的评判。而在解析陶行知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实践后,作者才浓墨重彩地铺叙陶行知最重要的文化贡献——生活教育学说。风雨不动安如山,乃陶行知从事教育改革、探求生活教育理论的真实写照。
《陶行知画传》因“画”之名,精选250余幅图片,文与图相得益彰。为更真实地还原历史,作者查阅大量书籍、史料,多次辗转北京、上海等地的陶行知研究会,并亲赴哥伦比亚大学翻印图片。书中共收集136幅陶氏老照片,43幅陶氏的手书、印章。而对于陶氏家乡、战乱的中国、散于全国的学生,凡可帮助读者品读陶行知的图片都被用心地选入,以呈现一个时代的全貌。
翻阅书中图片,一个真实的陶行知呈现于眼前。读书时他身形微胖,西装革履,蹬黑色皮鞋,系领带;留美归国后,他褪去洋装,日渐瘦削,着中式长袍、马褂或中山装。相机记录下的陶行知大抵有三类表情:或平静深邃,或忧愤,唯有与孩子在一起,才露出最开怀的笑。细看扉页中陶行知身穿中山装的老照片,眉头微皱,倒背双手,衣襟处已严重磨损,胸口别一钢笔,身后模糊间可见一个稚嫩的孩童。
几近书尾,是一幅陶行知1938年7月流亡海外时的照片。他右手执折扇,端坐在囚禁苏格拉底的石牢前,静默于镜头。宙斯神庙空留废墟,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的话语仍激荡于心,“没有什么坏事会危及一个正直的人,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被神所抛弃”。苏格拉底决然赴死,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哲学辩诘;而陶行知在病逝前说:“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则让今日的我们重新开始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正义与美德的力量。(作者系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