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中国空军试飞员群体,一次次被他们感动:把遇险飞机安全飞回地面的沉着冷静;异国他乡捍卫尊严的刻苦攻关;参与飞机研制试飞时的认真忘我;面对父母亲人的绕指柔情。是什么让他们不惧危险?是什么让他们矢志不渝?又是什么让他们淡泊名利?
“为了事业,我愿付出一切!”
试飞很苦很累,充满风险,但对于有两次跳伞、两次重返蓝天传奇经历的空军级试飞专家徐勇凌来说,却是一生挚爱。徐勇凌进行科研试飞时,曾遭遇飞机起火的重大险情。虽然他跳伞成功,但因离地面太近受了重伤。躺在病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转动的徐勇凌,却把从起飞到失去操纵全过程的数据一一口述了出来!在医院躺了4个月后,凭着对试飞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徐勇凌又一次驾机重返蓝天。
按照空军关于飞行年限的规定,空军歼、强击机试飞员飞行最高年限为48岁。2009年,空军级试飞专家毕红军到了飞行最高年限。按照规定,首席试飞专家可以特许延长至50岁,毕红军成为空军特许延长飞行年限的第一人。
2010年3月,即将到飞行年限的毕红军,依然对蓝天依依不舍。一纸批复,让毕红军再一次特许延长飞行年限,从50岁延长至51岁。这一年,毕红军试飞了109个小时,在试飞部队实属罕见。春去秋来,又到停飞关口。他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己的申请递交不久,就收到批复:可以飞到55岁。他兴奋极了:“试飞是一辈子的事业,不是谋生的职业。为了事业,我愿付出一切!”
“千金不求,万死不辞!”
不计得失、心无旁骛、淡泊名利,是试飞员们共同的品质。
张玉梅——新中国第一位女试飞员。她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在别人眼中,她仕途一片光明。不久,机会果然来临:空军招收年轻飞行员,培训师团职高级指挥员。张玉梅和另一名女飞行员被组织选中,但她却坚持要求当一名试飞员。她说:“试飞员为蓝天而生。离开了座舱,我还叫什么飞行员?”
1986年,当时已是师技术检查主任的邹延龄,自愿申请当一名试飞员。在许多人看来,已在团职岗位上工作6年、即将走上师职岗位的邹延龄,不该放弃仕途去蹲山沟、担风险。“当国产飞机试飞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邹延龄说。“图发财我们不会选择试飞,图当官我们不会干试飞事业。为了新型战机早日装备部队,我们千金不求,万死不辞!”这是试飞员雷强面对一些航空公司重金聘请时,所表现出的鲜明态度。
“你不学习,才是真玩命!”
雷强、李中华、徐勇凌是接受过出国培训的优秀试飞员。当年,他们走出国门,夜以继日,一年时间内完成全部培训课程,却一直无暇欣赏异域风光、名胜古迹。“为啥这么拼命?都说试飞是玩命,你不学习才是真玩命!”雷强深有感触地说。
有一次,某试飞部队部队长梁万俊在组织新机理论学习时,被一名试飞员提出的关于发动机构造原理方面的一个问题给卡住了。梁万俊感到了本领恐慌。从此,他放弃休息时间,收集整理上百万字的航空资料、上千张飞机图片,自学《军事高科技知识教材》《空气动力学》等相关课程,记下学习笔记和飞行心得体会30多万字。“科研试飞英雄”王昂在从事试飞工作的那些年里,坚持不懈学习国外有关航空科学技术资料,有不懂的东西就向科研人员请教。他还自学英语、日语,加上在大学学的俄语,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有关的国外航空专业方面的书刊、杂志,从中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每次飞行下来,不管多忙多累,王昂都坚持写飞行日记。
每个试飞员都清楚,他们经常面临的是新机种、新技术、新课目,如果不努力学习新东西,就会在一些试飞任务中束手无策,就会延误航空技术现代化的进程。采访中,记者问试飞员有啥特殊能耐?他们异口同声:“钻研学习,就是我们最大的本事!”(本报记者 刘小兵 本报通讯员 吴华强 赵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