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大站橱、五斗橱、写字台、碗橱什么的早有了,还剩些旧木头老是搁着碍事,就打了一个橱柜好放被胎杂物。一个乡下小木匠斧锯刨锤了三天,弄出一个长方体的木件。上面两扇窗门,里面一层隔板;下面两扇木板门,里面也有一层隔板;上下两部分之间并列着两只抽屉,很难给它命名叫什么橱,反正是一个橱柜吧,被油漆成亮亮的咖啡色,深得我欢心。在我请求下,家里同意橱柜上半部分给我做书橱,下半部分放被胎,两个抽屉一个给我放东西,一个放家里的碎物。这就是1979年,在南方小城的我拥有的第一个书橱。
拥有半使用权的橱柜里放着我正在学习的高中课本及各种学习资料,包括一套至今印象深刻的浅绿封面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些不稀奇,全国高中生都见过、使用过。比较稀奇的是小说和诗集,《第二次握手》《茶花女》《欧也妮与葛朗台》《巴黎圣母院》《普希金诗选》《亚当·密茨凯维支诗选》,还有一些人文类书籍和杂志,如《普通心理学》《大众哲学》《资本论》《美学基本原理》《物种起源》《青年一代》《艺术世界》《世界文学》《世界美术》《大众电影》等等。
这些书刊实在来之不易,它们占用了我许多的早餐费和零花钱,泡书店淘书刊也耗去了我不少时间精力。书橱的四格窗玻璃上,有两格被我贴上了拉斐尔的油画《西斯廷圣母》《花园里的圣母》,波提切利的《春》,另两格分别贴着国外现代建筑、海外风光的摄影图片,国外现代建筑所反映的城市形貌就是今天上海北京的模样。
30多年过去,书橱安在?在也,委屈在我家公寓房的地下室中。一个与我同龄的女邻居,借用我放在地下室的自行车,看到我的书橱时惋惜地说,“怎么把世界名画贴在这么老土的橱柜上”。世界名画对她来说也许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所以责怪我贴到老古董上糟蹋了艺术。
进入1980年后,我获得那个橱柜的完全使用权,橱柜成了完全的书橱。我不断从书店和出版社购买中外书籍,从邮局订阅文化艺术期刊,没几年书橱里层层叠叠塞满了书刊。到了1984年,家里为我打制了一张连带三层书架的写字台,成为我的第二个书橱。此际,为检测我的知识面,我参加了世界百科知识读书大赛,得了一个优秀奖的奖章。后来我去苏州读书,期间买了近千册书籍,那时出版的热点书籍我几乎都买了,包括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劳承万《审美中介论》、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等。
到1989年我已经拥有五六千册书刊,家里到处盛着书、堆着书、插着书,被当地一位教授称为“像样的家庭图书馆”。1990年我在家里三室一厅套间前的地面上盖了两间瓦房做书房,订制了三只高至屋檐的大书橱,全部用来盛放书刊。至此我的书籍杂志多达万件,达到了顶峰。面对各路涌来的读书客,我在书橱横档外沿立着“私人藏书,在此可读,莫言借阅”的纸牌。也是在这时,我自印了人生的第一本诗集。
此时,我的女儿诞生几个月了,牙牙学语的女儿分散了我对书刊的钟爱。从此往后,我的藏书事业直走下坡路,再也不热衷于买书,藏书不断外逸散失。到1997年我出版第三本书时,原有的书籍仅残余一两千册。不过,我并不觉得心疼,书给谁读都一样,反正我都读过多遍。
今天,似乎每个城市家庭都有了书房和书橱,多多少少买些书放在家里。我30多年前拥有书橱,20多年前拥有书房,积累过上万的书刊,是一种舍书别无奢望的精神诉求和收获;但现在家家都有书房、书橱和书籍,又有多少只是一种物质展示和装饰呢?近年来我发表过一首小诗,描述了现代生活中《一本书的命》,大体能够表达我在新世纪里对书籍的认识,并对书事做个总结:
从前,一本书像一副手套/在粗糙的手上粘来粘去/发黄了,发毛了/卷曲了,绽线了,裂口了/磨去了一层又一层/还在眼睛里粘来粘去/它的温暖,它的情谊/传达给了周围的人,更远的人/在心中粘来粘去,都粘出了泪水/现在,许多人家都有书房/一本书的许多内页/还没有被摩挲鼠标的指头碰到/一本书盖着锦绣封面,在书架上睡觉/它从工厂走进废纸堆/一页也不少 (摘自新浪博客,作者为记者、诗人,现居江苏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