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镜头，一个国家的记忆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奉命首批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正式入城式，欢迎的人群中，一位女青年在衣服上身写下三个大字——“天亮了”。

 

    1949年6月15日，中共、民革、民盟等党派团体在中南海勤政殿共商建国大计。休息期间，毛泽东主席坐在室外的椅子上，脸上露出明媚的笑。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毛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城楼上，周恩来总理看着狂热的人群，脸上浮起挥之不去的忧愁。

 

    ……

 

    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在发生无数事件。

 

    一些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更多则如过隙白驹，未留足音便成尘埃。

 

    而摄影师孟昭瑞捕获的每一个瞬间，都足以载入历史。

 

第一次拍摄毛泽东

 

    孟昭瑞从事摄影并无家学支持。

 

    1930年，孟昭瑞出生于河北唐山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是家中长子。生存多艰，他10岁时即随父母到秦皇岛投亲，一年后又转投张家口亲友。在他的印象中，自己的童年与彼时的家国一样困苦不堪，“那时候，感觉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爸爸是铁路工人，给人擦机车的，收入很低，靠种地更养不活一家人。我后面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没活下来，直到我十四五岁才又多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46年，孟昭瑞16岁，正在读初中的他参加了革命，在学校和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学习、做宣传。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要攻打张家口，八路军不得不撤离。

 

    孟昭瑞的心情非常矛盾，“我真舍不得，舍不得部队，也舍不得家。日也思，夜也思。”两难之下，他决定跟部队走，“回家取东西的时候也不敢跟家里说，只说是去农村锻炼锻炼，要去一段时间。父母担心我的安危，知道事实的话肯定不会放我走。那时我才十六岁多，不到十七岁，弟弟妹妹才一两岁大。”再跟家里取得联系，已是解放两三年后。

 

    参军后，孟昭瑞在战友文工团做宣传。

 

    1947年，他随军到河北安国，遇上了田华所在的抗敌剧社，于是一起演话剧、做宣传。

 

    贫苦少年的人生因一架相机而改变。

 

    一天，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摄影师沙飞，来剧社给他们照合影。孟昭瑞知道，那是《华北画报》的主任，许多著名照片均出自他之手，如鲁迅最后的留影，聂荣臻与日本孤儿合影等。

 

    那也是孟昭瑞第一次仔细端详相机，此前，孟昭瑞只在照日本人的“良民证”时见过相机，那是1940年，孟昭瑞10岁，“那时候相机是稀罕物件。一是大家没有钱，二是物资贫乏，有钱也买不到。”

 

    摸着相机，看着眼前的名人，孟昭瑞心生羡慕，“我也想从事摄影！”

 

    机会来了。

 

    1948年，他调到抗敌剧社，在创作组工作。是年，华北画报社搞了一个摄影培训班，孟昭瑞和三个同事欣然前往。一同培训的还有六七十个年轻人，都是为了军区战地摄影所准备的人才。

 

    结业时，他和另外两名学员被画报社留了下来，他专职从事摄影报道。

 

    还没来得及喜悦，他便被派往平津战役战场。

 

    1949年元旦，他接到紧急任务——采访解放北平的战斗。行军数十里到达石家庄，再搭乘部队运送弹药的卡车去前线。头顶上，国民党飞机盘旋轰炸，四周，子弹横飞。孟昭瑞趴在弹药车上，怀里紧紧护着两架宝贵的相机，没有手套，西北风呼呼刮，双手刺骨地痛。

 

    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

 

    1月31日，孟昭瑞乘着一辆缴获而来的美式吉普，提前进入北平永定门，观察解放军入城式的拍摄地形和路线。一路上，青年学生们跳着秧歌欢迎他们，大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

 

    部队一开动，孟昭瑞便开始拍，骑兵、卡车牵引的榴弹炮、市民、激情澎湃的学生……突然，在人群中，孟昭瑞看见一个女青年，她和周围的人一样热烈，她的衣服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亮了”！

 

    孟昭瑞觉得，自己头顶的那片天空也亮堂堂的。虽然19岁的他不曾也不敢想，以后他还能以手中的相机，摄录共和国的诞生、成长、徘徊，和继续前行。

 

    1946年6月15日，中共与民主党派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孟昭瑞被派往会议现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报纸也少，别说看真人，就是看看宣传画册，也是稀罕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主席，我走近他，想给他拍照。走到跟前时，发现自己的手开始颤抖，平时操作自如的相机不听使唤了。”孟昭瑞陷入回忆中。

 

    毛泽东看出他的怯场，和蔼地对他说：“别着急，慢慢来。”孟昭瑞的心情才松弛下来，并按下快门。

 

    他对这张照片非常满意——主席在笑，神情亲切朴实。青年孟昭瑞当时只是被这笑容感染，后来方才理解，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到1949年，毛主席经历了多少磨难，又对革命的成功抱有何等的坚定信念。胜利就在眼前，新中国即将成立，他认为，毛主席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代表着人民解放，代表着这片沉睡已久的土地上屹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

 

    被孟昭瑞的镜头载入历史的，还有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沈钧儒、李济琛、陈嘉庚、沈雁冰、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孟昭瑞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广场上。天公作美，天气晴朗，适合拍照。

 

    下午三时，第一支乐曲《东方红》奏响。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

 

    当五星红旗升起，五十四门礼炮齐放28响，《义勇军进行曲》奏毕，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

 

    孟昭瑞身处其中，深受感染。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不停地拍——朱德总司令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陪同下检阅仪仗队、步兵一九九师通过城楼接受检阅、海军方队参加阅兵、骑兵方队接受检阅、坦克方队接受检阅……

 

    他和他的镜头，一同进入了历史。

 

他的照片震惊全世界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

 

    孟昭瑞又回到战场。

 

    为了拍志愿军跨江，孟昭瑞从中朝边境的最北端出发，踏过冰上的浮桥，抄到了部队最前线。他坐在弹药车上，棉衣单薄。风雪交加。路两旁的房屋几乎全被炸光，不时可以看到朝鲜老人、妇女和儿童，蜷缩在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

 

    从1950年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到1953年7月27日开城停战协议签署，近三年时间里，孟昭瑞11次奔赴朝鲜，几乎与志愿军战士们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征战岁月，见证了取得胜利的全过程。

 

    期间，他还拍下了云山战役——那是中美两军现代军事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最艰苦的战斗在上甘岭。

 

    1952年10月中旬，孟昭瑞随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上甘岭采访。那里，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在炮火的覆盖之下，时时刻刻地动山摇。孟昭瑞听着战友讲述黄继光等烈士的英勇事迹，拍下了不少我军炮轰美军飞机的珍贵照片。

 

    让他难忘的是一个同行的牺牲。

 

    那天，因特务告密，慰问团被敌机空袭。在当地一所村小学的教室外面，孟昭瑞亲眼看见，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高庆生，为了取回电影机冒死跑回房间，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截。

 

    因为见过了血与火，亲历了生与死，所以，对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孟昭瑞比一般人感触更深。在这个空气有些粘稠的夏日，83岁的他脱口而出：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什么是幸福？我认为‘安全’就是幸福，过了新义州、过了鸭绿江大桥，就安全了，这就是幸福。”

 

    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和故去的人相比，孟昭瑞觉得自己当知足。

 

    孟昭瑞最为喜欢的另外一段话，则是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这么一段——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开始研制原子弹。

 

    科研人员在罗布泊扎根十几年。

 

    孟昭瑞也穿沙漠、过荒原，在罗布泊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月。他失踪了——他的行踪当时属于高度机密，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定爆炸的日子。

 

    孟昭瑞从9月就开始作拍摄准备。他与张爱萍将军一同飞抵核试验基地。到达后，就穿防护服进行适应性训练，走路、蹲、坐，正常抓举、移动或放下物体。罗布泊夏季烈日如火，冬天风寒成冰。即使在十月，一天的温差能达50℃，白天温度高达40℃，汗水积在靴子里，足有三四斤重。“与长期在那里进行建设的科学家、官兵们相比，不足挂齿！”孟昭瑞说。

 

    10月16日14时59分50秒，10秒倒计时，原子弹自动启动程序。

 

    这一刻，新中国等了十几年。

 

    拍摄地点选在了距爆心西北偏北约数十公里、专为测试人员搭建的半地下工号里。孟昭瑞穿着防护服，带着5万倍光阻光率的防护镜，用三脚架支起哈夫林相机，手里端着莱卡相机，两部相机都装好了长焦镜头，哈夫林镜头对准爆心。

 

    15时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地面升腾而起，翻滚上升，迸发出缤纷的光彩。他端着莱卡相机不停地拍。突然，火球变暗，生长出数千米高的烟柱，烟柱烘托着火球，形成一个中间空洞，将四周的烟云吸进去。这就是著名的“蘑菇云”。他即刻换上6×9厘米黑白大底片的哈夫林，记录下了升腾的蘑菇云。

 

    十几天后，经上级批准，他的照片发表，震惊全世界——美国等超级大国由此知道新中国拥有了原子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需重新考量。

 

    而拍摄第一颗氢弹爆炸，则让孟昭瑞事后想起来余悸不已。

 

    1967年6月17日，我国进行第一颗氢弹试验。

 

    预计爆炸时间是上午9时。但在指定地点拍照刚好逆光，按原计划拍只能拍出剪影，拍不出蘑菇云的颜色和层次感。怎么办？最好是改变拍摄地点——到爆炸的下风向某个点去。他向指挥部申请，指挥部负责人不由分说地拒绝了：因为下风向太危险，谁也不能保障万无一失，一旦失控，轻则受到核辐射污染，重则造成死亡。孟昭瑞不死心，再次申请，说可以配备一个无线报话机，随时和指挥部联系，一旦出现险情立即撤退。最终，这个要求被勉强同意。

 

    在实行爆炸的前一天下午，孟昭瑞和八一制片厂的同行就来到拍摄地点，天为房，地为床，在戈壁滩上熬了一夜，“虽然寒冷，却无比兴奋。”

 

    次日，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次，是我历次核试验照片中拍得最好的一次。”

 

    孟昭瑞后来才知道，当年苏联一次核试验空爆出现了意外，投弹偏差200米，加上风向变化，致使参加试验的45000人只剩下了3000人，有的是当场死亡，有的是因核辐射污染致病、致癌而死。

 

欢天喜地的氛围里，他拍到周恩来脸上的愁容

 

    1965年底，看似平静的中国，正在酝酿一场风暴。

 

    1966年5月，灾难正式来临。《五·一六》通知得以通过，锋芒直指中共高层，“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当年春节，孟昭瑞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拍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工农兵、知识分子先进代表。他在自撰的《共和国震撼的瞬间》一书中回忆，“大家欣喜地看到，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彭真副委员长渐次走来，他们纷纷向大家致意。代表们兴奋地鼓掌，刘少奇豪迈地挥手、宋庆龄儒雅地微笑、周恩来亲切问候大家。谁都不曾想到，这次相聚的盛会对很多当事者来说竟然是和心中敬爱的人的永别！”

 

    随后的“文革”中，彭真、邓小平被打倒，宋庆龄、周恩来先后陷入极大困境，刘少奇遭到迫害，于1969年在河南含冤去世。

 

    从1966年8月中旬到11月底的三个多月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每一次孟昭瑞都受命在现场拍摄。

 

    他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上，林彪陪伴毛泽东身侧“得意而忘形”，近旁的宋庆龄缄默无语，刘少奇则面容憔悴、神色忧虑。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毛泽东第四次检阅红卫兵，多达一百五十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

 

    面对如此壮阔的场面，他和所有人一样，深深融入其中，心潮激荡。但摄影师的敏锐，让他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周恩来的眼神。

 

    庆典开始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踱至白玉栏杆旁边，他身后的人不多。孟昭瑞发现，在欢天喜地的氛围里，周恩来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愁容——他在鼓掌，但脸上的忧郁却挥之不去，那忧郁如此深广，与周围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孟昭瑞举起相机，将这一刹那定格。

 

    孟昭瑞感慨，“文化大革命”过去四十多年，自己胶片上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无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国际友人，还是林彪、江青，他们大都已离开人世。当年轰轰烈烈的一切已成昨日烟云。

 

    他说，“我并无超越历史的清醒”，但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他读出了忧思和悲怆，也读出了历史的走向。

 

他和他的镜头见证“世纪大审判”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

 

    1980年11月20日。正义路一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进行开庭公审。

 

    孟昭瑞感到，“这是一次世纪大审判，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此时，他已五十岁。

 

    他早早到了法庭，寻找拍摄的最佳位置，准备拍全景，拍细节，拍案犯，拍等待已久的旁听代表。

 

    下午二时五十五分，法警、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相继就位。法庭上方，国徽高悬。全场鸦雀无声。

 

    三时整，法庭开庭。江青、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依次被押上法庭。

 

    他拍下了王洪文的平静认罪，拍下了姚文元的紧张焦灼，拍下了张春桥的装聋作哑，拍下了江青的歇斯底里。

 

    他记得证人廖沫沙拭去满眼的泪水，痛斥江青对吴晗及其全家、对老舍的迫害，“你和你的同伙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宣判的那一刻，孟昭瑞觉得自己亲眼看见了“正义的伸张，民心的所向”。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老将”孟昭瑞再次被总政钦点，参与拍摄国庆庆典。此前，中国已有十四年未进行过国庆阅兵了。

 

    他清楚地记得三十五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声庄严宣告；他期待，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新中国，将展示出自信而开放的一面。

 

    国庆前一天，他到天安门前，看地形，测距离，选角度，反复试拍。

 

    国庆当天，他拍下邓小平在城楼自信的挥手——这一历史时刻，又成经典，被孟氏永远定格。

 

    除了重大仪式与领袖人物，孟昭瑞的胶片还详尽地记录着新中国发展的重要时刻——

 

    1952年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提前竣工；

 

    1953年，鞍钢进行大规模基建，生产出了无缝钢管；

 

    1956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突破北京至拉萨的“空中禁区”；

 

    1959年，哈尔滨投产“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等“三大现代化动力厂”；

 

    1979年，我国第一个大型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导流隧洞过水并完成截流；

 

    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顺利竣工……

 

    他用镜头，客观而全息地将一个个现场记录下，用胶片将共和国的起承转合联接成一个长长的光影甬道。一个国家的成长足迹从未如此集中于一个摄影师之手。

 

    他的镜头亦记录着不少名流掠影——老舍、胡风、郭沫若、常香玉、茅盾、齐白石、田汉、梅兰芳、曹禺、丁玲、常书鸿、华罗庚、冰心、叶圣陶，还有钱学森、邓稼先……

 

    对摄影以及摄影的作用，他在端起相机开启职业生涯的第一刻时，并未有深刻理解，“觉得那只是工作。”只是，六十余年过去，他的个人镜头都成了国家叙事，为国家和人民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记忆，他让历史深处的每一个细节都变得——可以观看。

 

    鉴于他为中国摄影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他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授予他第十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

 

    六十余年，他却从未被历史所裹挟，而是一直站在历史的关口，拍摄它，记录它，流传它。

 

    为何幸运之神总是垂青孟昭瑞？

 

    可能因为他严谨、忠诚、认真、可靠。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他选择了这样的诗句，为他2012年出版的摄影集《共和国震撼瞬间》作注解。（本报记者 韩寒）

 

人物简介

 

    孟昭瑞，著名摄影家。1930年出生于河北唐山市，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从事摄影。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研究员。参加过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政协筹备会、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为我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著有《历史的瞬间》《中国蘑菇云》《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共和国震撼瞬间》等作品，1992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孟昭瑞摄影艺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