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高校“脑力流失”现象？

    编者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管理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场世界性的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高校作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无疑处在这场争夺战的前沿，而且中国高校被认为是处在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脑力流失”现象严重。那么，当今世界高端人才流动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国高端人才流出的具体特征有哪些，流失现象果真如人们感觉中的那么严重吗？“脑力流失”对我国的发展有哪些影响，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本文根据国际前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作出了解答。

半个世纪的“流失”现象

    今年是“人才流失”一词诞生50周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皇学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许多英国科学家纷纷到美国就业。一位记者听说后，形象地创造了“脑力流失”（brain drain）这一短语，并刊发在1963年1月7日伦敦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可见，人才外流问题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人才迁移潮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之间。印度和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选择留在当地工作，引起了来源地的不满。当时有些学者用“逆向外援”和“逆向技术转移”来形容这一贫穷地区“补贴”富国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来送学生出国留学，到头来却发现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美国印度裔学者巴格瓦蒂即提出以他名字命名的税种，要求发达国家向高技术移民征税，以补偿来源地的教育和经济损失。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人才外流又一次引起媒体和学术界关注。随着各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意人才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由于本国人才不足以满足高端人才需求，引进技术移民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迫使政府补充外来劳工。就技术移民占劳动力的比例而言，欧洲国家一般位于5%左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高达20%以上。

    有赢家便有输家，人才竞争也不例外。由于跨国迁移的人口数量难以统计，直到2004年，各国大致的人才外流率才首次公诸于世。通过合并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左右的普查数据，比利时学者多科尔和马福克合作进行了人才外流的国际比较。他们发现，几十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们是人力资源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技术移民虽然可观，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巨大，人才外流率还不到4%。也就是说，每25个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的中国人中，大约只有一人能实现海外移民。

    近年来，全球人才外流现象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绝对数量增长，相对比例平稳。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技术移民的总量从一千万增长到两千万。可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世界各大区域的外流率仅出现较小幅度的变化，这多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学扩招的缘故。二是人才层次越高，选择性就越强。全球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外流率是受过中等教育群体的3.5倍；在大学毕业生中，博士和硕士的外流率也较本科生为高。那么中国的人才流失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不妨先看看人才外流的正负效应再行讨论。

从民族“悲剧”到发展捷径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人才移居国外，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将技术移民称为“人才流失”。早期的研究者也多从消极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如巴格瓦蒂曾在论文中指出，人才外流不仅使教育投资血本无归，也使政府失去了未来的重要税基。据另一位印度学者估算，由于本国技术人才向美国移居，印度损失的税收占到年度财政收入的2.5%。

    技术移民不仅直接减少来源地的劳动力规模，而且可能降低留守工人的生产率。比如，一位科学家离境会导致其同事的研究水平下降；一位医生移居他国，有可能使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关键行业出现人才流失，其负面影响不仅持续相当时间，还会波及其他行业。

    不过，每枚硬币都有两面，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开始强调人才外流的积极效应。尽管来源地丧失了海外移民的税赋收入，侨民们却以汇款方式提高一国国民或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举例来说，菲律宾大量“出口”医生、护士和保姆，侨汇收入超过了外来直接投资和国外援助，构成该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另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收到的海外汇款在2010年已经达到510亿美元，直追第一侨汇大国印度。

    当然，来源地最好还是“人财两不空”，这取决于当地环境对海外侨民的吸引力。一般而言，来源地与发达国家生活水准越接近，就越容易迎来技术移民回来效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曾遭遇留学生留学后大举不归的窘况，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地都迎来了人才回流潮。中国大陆的人才流失问题持续了30年，但近几年海外归国人员也开始迅猛增长。2012年，中国回国人员总数达到了27.3万人，这引起了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美国甚至有学者惊呼西方出现了“逆向人才外流（reversed brain drain）”。

    回流人才致力于填补国内的市场空白和构建跨国生产网络，常常为来源地带来海外投资和先进技术。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经过多年努力，成功组织了连接硅谷、台北和苏州的电脑设备生产链，被誉为“脑力流转”的著名案例。即使留在他乡，技术移民作为知识外储，也可以同来源地分享发明创造。比如，有研究发现，印度本国的重要专利常常建立在该国旅美移民的专利基础上。这些创新技术并不为接收国独享，通过国际贸易和知识传播，来源地的消费者也能从中获益。

    看来，人才外流的发展效应有利有弊，因时期、职业、国家及地区有所差异，我们在分析时也不应一概而论。英国记者创造的“脑力流失”属于贬义词，本身包含了先验的价值判断，如今已有学者建议使用中性的“技术人口流动”（skill flows）。笔者则倾向于使用“人才外流”一词。

难以量化“得”与“失”

    据官方统计，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90万人，其中仅有63万人学成归国。前几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就绝对规模而言，中国人才的外流数量的确称冠全球。

    不过，评价一种人口趋势，我们需要观察目标群体及其对应总体的关系。这就好比估算一个分数的大小，要看分子，也要看分母。如前所述，多科尔等学者发现，2000年以前，仅有3.1%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在22岁后迁移到了发达国家，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在193个国家中位居第158位。虽然2010年左右的普查数据尚未完成汇总，但据推测中国的人才外流率仅出现了小幅提升——尽管近年留学生数量上升，可高等院校也在扩招。

    可如果我们聚焦中国高层次人才，就会发现他们的外流率颇为可观。国内名校的留学趋势蔚然成风，以至于几年前有报道称，培养美国博士毕业生最多的两所本科院校，不是哈佛、耶鲁，而是北大、清华。仅在2006年，两校各有500多名本科毕业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这些留美博士绝大多数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外国博士毕业5年后留在该国的平均比例约为六成，中国毕业生的这一指标却高达九成。笔者自己的研究也发现，就职于世界500强大学的中国科学家，约有三分之一在国外就职。因此，人才外流的症结主要不在规模，而在乎层次。

    这些旅居海外的科技英才给中国带来多少损失？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人才概念。一是具备某种特殊秉赋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经取得某种成就的人，如杰出学者。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需要在西方经过多年研究训练，才能成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西方大学为他们投入了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都不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我们既不能假设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国就会成为同样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认为中国理应完全享有这些人才。

    其次，我们并不清楚技术移民带给祖国多少正面效应，是否足以补偿中国花在他们身上的公共教育投资。例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等人发现，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很可能提升了国内同行的科研水平，而这种国际合作的收益就很难量化。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所言：“大家光是看到多少人才跑到美国去了，跑到英国、跑到欧洲去了，却没有想到通过人才的流动中国所学到的东西，这些是无形的，并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经验。”

    最后，损失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中国”。当我们使用“人才流失”一词，似乎人才会像水土一样流失。其实他们并没有消失，而在另一块土地生活着。技术移民的确离开了中国领土，可他们仍是中国公民；即使加入了外国国籍，仍然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损失时，也应当将他们的利益考虑在内。

    中国有句古话“人挪活，树挪死”。我们这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早已认识到，移居是谋生的重要出路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拥有最多海外侨民的国家，优秀的中华儿女活跃在世界各地。如何利用这一海外人才储备，使人才外流由“祸”转福，这是21世纪国人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