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曾培的散文,涉笔甚广,包括写人、游记、随笔等,其中我最看重的是写人散文。
江曾培的写人散文,表现对象大都是文化界尤其是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很多是“德艺双馨”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譬如巴金、柯灵、汪道涵、王元化、赵超构、罗竹风、赵家璧、范泉、钱君匋、刘海粟、赵丹、黄宗英等,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这些文化名人“高尚的品德、卓越的见识、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技艺”,写出“他们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他的写人散文,篇幅都不长,却能勾勒出各个人物鲜活的精神风貌。这得力于他笔力的集中。他说过:“每篇文字所述,限于我一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往往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并非全面‘读人’,或读‘全人’。”写汪道涵,着重写他的“嗜书如命”;写王元化,着重写他“沉潜在思辨海洋中”;写赵丹,着重写他渴望艺术创作,“地狱天堂索艺珠”;写赵家璧,则是突出这位编辑大家几十年来对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不懈追求。散文写人最忌泛,泛则浅,他不求全,紧紧抓住对象给自己最深的一点感受予以突出描写,反而给读者留下深切的印象。
注重细节描写,是江曾培写人散文的一大特色。细节对于写人至关重要,滞于叙事而缺乏细节,人物易流于平面化,唯有生动感性的细节,人物才可臻于立体化。但细节需要提炼,只有从人物经历中选取最具特征性的细节来加以表现,人物方能活起来。江曾培总能提取最能体现人物精神特质的生活细节来刻画对象。比如,他写道:“在巴老的书桌上,除了一叠校样外,赫然放着的是一架放大镜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是因为“巴老遇到一些把握不定的字、词,就要翻翻这部词典”。这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位文学泰斗在创作中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江曾培的笔下,柯灵为了写好《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序言,认真阅读了散文卷里180家的365篇作品,计120万字,还查阅了当年60多种散文集。初稿写成后,自己不满意,决定推倒重来。为此,他又重点研读了何其芳、周作人、钱钟书、梁实秋等人的散文集,并参考了有关文学史的著作,终以深沉的历史眼光与当代的审美意识,创作了这一篇见解不凡而又情文并茂的序文,全文仅八千多字,柯灵却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借一斑而窥全豹,文学前辈的高贵品德一览无余。
江曾培也善于选用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他在描述集书、画、篆刻于一身的艺术家钱君匋时,发现“钱老仰慕先贤,将自己的书房起名曰‘无倦苦斋’。‘无’,指‘无闷’赵之谦;‘倦’,指‘倦叟’黄士陵;‘苦’,指‘苦铁’吴昌硕;三人皆为晚清印坛巨擘。‘斋’,在金文中与‘齐’相同,钱老有时也称‘无倦苦斋’为‘无倦苦齐’,以表示对现代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崇敬之意”。就这么一个斋名,却把钱君匋异于旁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承勾勒得极为传神。所以说,细节描写在江曾培的散文中,犹如龙的眼睛,经他一点,龙就飞腾起来了。
喜欢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刻画人物,也是江曾培散文的一个特点。他常常把表现文化前辈的嘉言懿行和针砭时弊结合起来。譬如,在描写了巴金书桌上摆着《现代汉语词典》并且不时翻查的生活细节之后,就针对当今“无书不错”“无刊不错”“无报不错”的状况,批评了粗枝大叶、漫不经心的编辑作风,进而指出:“对比之下,我们向这位88岁的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类“议论”都是从人物描写中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来的,对人物形象起着升华的作用,从而揭示出老一辈文化人的高风亮节对今天文化工作的现实意义。
江曾培的散文有眼力、有胆识、有思想。他不就人写人,就事论事,总能开掘出隐藏在所写人物背后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在《“边缘人物”张元济》里,他不但赞扬了这位文化出版大家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不辞辛劳地“借开发民智以求社会的改良”“钟情于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促进社会的变革”,而且由此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上的振臂一呼者,固然应受到历史的垂青;文化上的默默耕耘者,也不应为历史所忽视。”《祭奠谢泉铭有感》这篇散文,对谢泉铭这位文学编辑的评价,都是通过被他扶掖成为当今著名作家,比如叶辛、赵丽宏、王安忆、张抗抗、王小鹰等人的感恩话语来表达的。这种构思方式正是揭示这样一种思想:“在老谢墓前表现出的,不是忘恩负义,而是知恩图报,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式的人间美德。因此,我感动于老谢的贡献精神,也感动于祭奠者的感恩之心。”显然,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言,切中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