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刘文介与孟晋斋藏书

    我与祖父刘文介（号眉盦）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但祖父去世时（1968年），我还不满13周岁。45年后的今天，回忆起祖父的种种往事，大多都已印象模糊了。脑海里剩下的只有一个不思量自难忘的画面，那便是家里的书，铺天盖地的藏书。

    从小便觉得家里书多，有满满的一房间。那个房间有18平方米，朝北朝西共有三扇窗，却终日紧闭，光线幽暗。房中除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一张祭祀祖先时用的八仙桌以外，剩下的空间摆满了装着各种线装书的书箱、书架。由于书的分量重，年久日长，这间房的木质地板都被书压得严重倾斜了。

    这是祖父一生心血的结晶。曾听已故的祖母说，祖父一生共养育了六个子女。他让多数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还要按月寄钱供养居住在南京的寡嫂（二哥刘文俨的遗孀），而且祖母又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因而祖父当年经济状况之拮据，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只要稍有一点余钱，便会淘几本旧书带回家收藏。这一房间的书，便可以看作是祖父几十年零用钱的积累。因而我们家没有红木家具，没有金银玉器，没有珠宝首饰，只有一房间的书！

    祖父把他用来藏书的房间，取名为“孟晋斋”。

    退休后的祖父，因患有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病，行动很不方便，因此不大出门，“孟晋斋”便成了他整日消磨时光的精神乐园。

    祖父对待他的藏书的态度，不只是简单的“拥有”抑或是“喜爱”，而是有着知遇之恩与敬惜之情的。祖父把他认为最珍贵的书藏于木箱中，这些木箱的箱盖上都刻有“青藜阁”三个字，是他特意请旧书店定制的。再把他认为次一档的书放在竹片编的书箱里，其他的书就排列在藤书架上。至于那12本他亲手编写的《孟晋斋藏碑目》，是他所有碑帖藏品的一览表，因为要经常翻阅，平时就放在小书桌上，和笔墨、砚台等相映成趣，成了我们孙辈至今记忆犹新的一道景观。

    孟晋斋的房门平时是紧锁的。家人和我们小孩都不能随意进去，祖父自己也是白天进去翻书，晚上再回卧室睡觉。只有每年春夏间的几个月，天气暖和了，祖父喉咙间不再不停地发出哮喘的鸣音了，他才晚上也睡在孟晋斋里。这才有了古人所谓的在书斋里“偃仰啸歌”的情景。

    祖父不仅读书，而且惜书。修补残破的线装书和碑帖亦是他晚年一大乐趣。这件事往往在夏秋之间做。他总是先让祖母在煤炉上打好薄薄的面制浆糊，再铺开新买来的宣纸，往上面涂满薄薄的浆糊汁，再把有些残破的碑帖纸轻轻铺上去。待浆糊汁略干一些，再把裱好的字或画拎起来，用铅丝吊在房中待风吹干。一年中只有这段时间，孟晋斋的窗、门才是敞开的。风从北窗中吹进来，又从门中飘出去，明亮的光线里氤氲着浆糊与墨汁的香味。穿着单布衫的祖父看着一张张吊在那里刚裱糊好的碑帖，眉宇间洋溢着少有的愉悦——这是他晚年最有成就感的劳作啊。

    祖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也是“文革”刚开始的几年。其时，家中已发生一些成员亡故的不幸，但还是成功地瞒住了他。瞒不住的却是外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红卫兵剪行人的小裤脚管了，抄家了，烧书了，许多人家赶快把自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或卖或处理了。但对我们家来说，到处都是“四旧”，一房间的书怎么处理啊？一家人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一听到外面响起锣鼓声，就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有一天，祖父正在书房北窗下的书桌上写东西，弄堂口突然又响起了锣鼓声和喧闹声。我在旁听到后吓得不行，却见祖父脸上现出我从未见过的凝重表情，轻拍几案缓缓站起，沉沉地说道：“好啊，让他们来抄家好了。他们要是敢烧我的书，我就跳到火里和书一起烧了！”我听了更怕得直抖，差点哭出来。幸好锣鼓和喧闹声渐渐远去了，原来不是冲着我家来的。事后想来，这固然是得益于我叔叔当时在部队服役，我祖父还是军属的原因。但更多的大概还是由于我们家平时从不与邻里结怨，社区里的邻居们素质也比较好吧，这才让我祖父的藏书幸免于抄家之手，也避免了至今想起来还不知会是怎样惨烈的一幕。

    1968年1月1日，祖父去世了。在临终遗嘱中他有许多放不下的心事。他对他的藏书是这样交代的：“我死后，我的书一本也不准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道遗嘱是多么难以执行啊！但我们谁都深切感受到了祖父内心里，欲与心爱的藏书生死相依的强烈感情！现在，可以告慰祖父在天之灵的是：您的爱书，已有现代学者们在珍藏着，关注着，研究着。您安息吧！

    编者注：2012年10月，上海《红楼梦》研究者王鹏发现并购得《红楼梦》卞藏本题记作者刘文介的手稿《孟晋斋藏碑目》（见图），为长达六年的卞藏本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见2012年11月1日本报刊发的《卞藏本确为〈红楼梦〉古抄本》）。一度湮没无闻的藏书家刘文介的情况开始为世人所知。本文作者为刘文介的孙女。